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正在进入它的鼎盛时期,詹 伯慧先生前不久著有长文,对此已经作了详尽的评述。本文想从一个局部来谈谈苏州方言 这样一个地点方言这二十年来的研究情况。 壹 吴语是最重要的汉语方言之一,而吴语中的苏州话,由于苏州这个城市的历史地位,也因 为苏州话自身的一些音韵特征,向来被当作是吴语的代表方言,古往今来一些人所谓的“吴 侬软语”,在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苏州话。 对苏州话进行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肇始于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5年和192 6年,钱玄同和赵元任两位语言学前辈先后分别发表了《苏州注音字母草案》和《北京、苏 州、常州语助词研究》,揭开了对苏州话研究的序幕,而赵元任氏于1927年对吴语的大范围 调查,以及随后在192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山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则在奠定 对整个吴语研究基础的同时也奠定了对苏州这样一个地点方言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原 因,这一良好的开端在以后的岁月里并没有很好地繁衍成长起来。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国内能够看到的有关苏州话的其他研究材料少得可怜,现在大家经常提到的好像 只有一本陆基的《注音符号 苏州同音常用字汇》(1935)。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久,随着国家 为 实施推广普通话政策而进行的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开展,跟全国掀起方言普查的热潮同 步,苏州方言的研究也萌发了新的生机,陆续出版了几本新书,如1958年廖序东的《苏州语 音》(其中主要工作1948年就已完成),1959年南京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的《苏州人学习 普通话手册》,1960年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这本 书中的苏州部分比赵氏《现代吴语的研究》中的苏州部分在总量上有较大的扩展。由袁家骅 等 编著的《汉语方言概要》也在同年面世,其中“吴方言”一章有关苏州话的内容占据了相当 的篇幅。同时,《中国语文》还在六十年代初期接连发表了金有景两篇讨论苏州话数词语音 和方位指示词的文章。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夜袭来,整个学术界万马齐喑,方 言的调查研究自不待言也就偃旗息鼓了。这样,连头带尾又沉寂了十五年。一直到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后期,语言学和方言学才得以逐步复苏,进入八十年代开始显露出新的繁荣。苏州 方言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重新启动的,不过它一旦启动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终于由青翠而葱茏,已经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了。 贰 在评述苏州方言这二十年来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之前,首先要谈谈这一时期苏州方言研究 的几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起步早,新人多,数量大,涉及的方面广和讨论的问题深。 “文革”结束以后,为了讨论语言科学的复苏问题,《中国语文》编辑部于1978年在苏州 召开了全国语言科学工作者会议,复苏方言学的研究当然也是题中之议。李荣先生在会上主 要引用苏州话的材料作了《吴语本字举例》的学术报告,指出方言研究的功用。会后,当时 已经年过半百的叶祥苓先生自告奋勇地认领了编写《苏州方言志》的任务,并很快风尘仆仆 地奔 波于广阔的苏州市和吴县境内,调查了260多个点的49个语言差异项目,绘制成《苏州方言 地图集》一册于1981年在日本出版。1979年,预示着汉语方言研究将飞跃发展的《方言》季 刊创刊,就在创刊号上,叶氏又发表了《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并由此而引发了以后长 达数年的对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热烈讨论。1980年,叶氏再著《苏州方言中[ts ts‘s z]和
的分合》一文,而谢自立也在李氏《吴语本字举例》的启发下同年讨论了《苏 州方言的五个合音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有关苏州方言中一些重要现象的讨论文章就已 经百花齐放、琳琅满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了。 除了像叶氏这样宝刀不老的老将以外,还涌现了像钱乃荣、汪平、刘丹青、石汝杰、李小 凡 这样一批比较年轻的学者。他们都是国内几个名牌大学或中国社科院八十年代早期的研究生 ,师出名门而又刻苦勤奋;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知识结构也比较合理。他们早在八十年 代就开始崭露头角,进入九十年代则都成了主力。长江后浪推前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这样一批新人,苏州方言的研究要想取得现在这样的局面是很难想象的。 正是在这些新老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二十年来苏州方言研究已经公诸于世的成果数量是极 其骄人的。据我手头很不完整的资料显示,到2000年为止,公开出版的成本著作已达8部, 而论文则在80篇之上(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学人的论著资料不全),其中还不乏有能反映苏州话 乃至吴语全貌的《当代吴语研究》、《苏州方言志》、《苏州方言词典》这样的有分量 的著作。且不说内容和篇幅,光就种数而言,二十年所做的工作就超过了以往六十年的将近 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