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调起源研究方法论问题再议

      拙作《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和声调的起源》（《民族语文》1998年1期，下面简称《起源》） 的发表，自知会触犯当前流行的声调起源的权威理论，必将招致各方的批评。情况确如所料 ，《民族语文》发表了一些直接的或间接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读了之后虽有启迪，但总 的来说，感到比较失望，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固守成见有余，而根据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 线索进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不足，而且对有些方法的理解似乎也有偏误。鉴于此，我想再次 冒昧撰文，就论辩中涉及的声调起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一 汉外语对音和拟古证今的方法难以解释声调的起源

      论辩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声调起源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以今证古 ”，还是“求古证今”“拟古证今”？奥德里库(Haudricourt，A.,1954)首创声调起源于韵 尾 的消失说，用以今证古的“回顾”方法论证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认为“问声—跌声”（相当 于常说的去声）符合于孟高棉语以清擦音收尾的字，即来自-s或s＇的-h，而带此韵尾的字在 汉越语的对音中因汉语用去声字去对译，因而认为汉语的去声也来源于-s尾的消失；“关于 锐声—重声调（相当于平常说的上声），我们所以给以类似的解释，那要多谢那些尚未发表的 ”澳亚语系诸语言的资料，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喉塞音韵尾[]。他还根据音理给 两个声调拟测出相应的调型，认为-s>-h尾的消失产生一个降调，尾的消失产 生一个升调。人们普遍接受了奥德里库的结论，把它视之为一种不可更改的定论，认为去声 来源于-s>-h尾的消失，上声来源于尾的消失，并把它们广泛应用于不同语言 的声调起源的研究。蒲立本(Pulleyblank，E.G.)、梅祖麟(1977)据此研究汉语上、去二声 的来源，并依据梵汉对音、日汉对音等材料将奥德里库的“以今证古”的方法改造为“拟 古证今”；我国语言学家紧随蒲、梅之后，又将这种结论应用于侗台、苗瑶、藏缅等语族的 研究，以古证今（请参看张均如，1992；陈其光，1994；李永燧，1996）。奥德里库的“以今 证古”的方法是无可非议的，追溯声调的起源恐怕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起源》一文根 据现代正处于声调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孟-高棉语的情况否定奥德里库的假设也是“以今证古 ”的方法。为什么相同的研究途径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主要是时代不同。半个世纪来，汉 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语言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使人们看到了过去从 未看到过的材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因而现在有条件根据新的语言材料得出新的结论。语言 学是务实的，需要不断地根据新发现的材料修正原来的结论。要是奥德里库现在来写越南语 声调起源的文章，我们相信，他也绝不会无视不少正处于声调起源过程中的孟-高棉语-h韵

      尾与若干个不同声调相联系、它的消失晚于声调起源的事实。龚群虎(1999)、吴安其(2001) 不顾现实语言提供的根据，而在蒲、梅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除汉、外语的对音外，还求助 于汉字的谐声，论证蒲立本等人的梵汉对音的论证方法的合理性和谐声拟音的可靠性，用典 型的“求古证今”“拟古证今”的方法来证明汉语的去声来源于-s尾的消失说。确实，汉语 的谐声系列是汉语史研究的一项宝贵资料，高本汉用来研究上古汉语的声母和韵尾都有诸多 新的发现，据此提炼出来的谐声原则也已成为后来上古音研究的一种重要基础；至于如何将 它用之于声调起源的研究？那还是一块有待于开垦的处女地。龚文认为，“从汉字谐声系统 来看，中古归为去声的字在与阴声韵、阳声韵发生关系的同时，还跟入声韵的关系密切”“ 在同一个谐声系列中，如果有入声字，又有‘阴声韵’字，后者多为去声，而不是平声或上 声。说明去声在韵尾上与平声上声相区别”，并以此为基础肯定蒲立本的对音说，论证汉语 的去声来源于-s尾的消失。我们即使承认龚所列举的全部事实，那也只能证明去声来源于入 声的分化，与去声是不是收-s尾毫不相干。语言事实清楚地说明，中古归为去声的字阴声、 阳声、入声三声的字都有，为什么龚文不理睬“与阴声韵、阳声韵发生关系的同时”的阴声 韵和阳声韵，而只选择其中来源于入声的字作为分析的对象、并得出相关的结论呢？丁邦新(1981)早就对此提出了异议，遗憾的是人们宁愿相信去声来源于-s尾的消失的假设，而不愿 推敲丁文所列举的语言事实。至于梵汉对音在声调起源研究中的价值，龚又列举了一些名家 引用的例证，以证明蒲立本对音拟测的正确性。这样的研究是值得商榷的。

      汉、外语的对音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但应该 指出的是，它没有独立的方法论价值，最多只能作为历史比较研究的一种补充，为原始语音 值的拟测提供一些参照和旁证。由于声调的起源不是用历史比较法“比”出来的（后面再讨 论），对音、借音之类的材料自然也就很难成为声调起源研究的根据，不然为什么不能用同 样的方法来研究平声、上声的起源呢？对音中的有些去声字固然有解释为“-s尾”的可能（如 Aristaka的对音是阿犁吒、阿梨瑟吒），但去声字中没有“-s尾”的字恐怕还要更多一些（如 Katabhutana的对音为迦吒富单那、迦吒布单那，Koti的对音是俱致、俱胝、拘致……）；只 要比较一下罗常培(1931)《知彻澄娘音值考》一文引用的资料，人们就不难得出一种比较客 观的结论。我们在这里还想指出一点，就是汉语的音节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不管是单念 还 是连续，一个音素属于哪一个音节，都是固定的，不像印欧语的连念可以打破每个词单念时 的音节界限（请比较：apear and an apple连念时听起来就像a pea(r)-ran-da-na-pple，形 成语流中以元音为核心的音节重组。请参看潘文国(1997，153-154)。但是，梵汉对音中 的-s，有时候属于前一音节，有时候属于后一音节（参看《起源》），把它看成为韵尾，完全 背 离了汉语音节结构的特点和汉语社团对音节的心理认同。我国缺乏语言理论研究的传统，理 论意识比较薄弱，因而人们重视国外语言学家的理论假设，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一些说法， 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应的研究。这不足为怪，吸收外来的理论精神本来就是充实民族文化的 一种途径，但问题是要有语言事实的根据。奥德里库根据汉越语的对音提出汉语去声源于-s 尾的假设本身，语言事实的基础就不扎实。丁邦新(1981，89)根据王力《汉越语研究》列表 指出，汉语的去声字绣、贩、放、豹、惯、雁等字在越南语的平声；夏、雾、味、未在弦声 ；信和地、御、命等在锐声-重声（上声）。奥德里库只列举了对他的假设有利的例子，而排 除了一些矛盾的语言现象。人们在广泛地接受奥德里库的假设和蒲、梅的论证的时候，以讹 传讹，对这些矛盾的语言事实没有进行具体的推敲，只想列举一些符合自己口味的例子去证 明原来不该证明的假设，使这种不扎实的假设成了“大家都那么说”的“公认”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