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2)02-0094-04 新闻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会在一定的政策价值观指导下，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选择不同的制定方式，有时是渐进式的，有时是激进式的，或者是完全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或超理性的。这些决策方法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在政策科学中把不同政策制定方法的选择，归纳为多种“选择模式”。模式是一种认识和表述事物性质及其规律的简约方式，例如理性决策方法，也叫合理决策模式，它是根据数字，用精细的计算，用合理和科学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种种可行方案的优劣，从而求得最佳的政策或最佳的解决方法，是一种选优的模式。“而那些复杂多变，不易量化，难以用数量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去精确计算的问题和领域，就不宜使用理性决策方法。如政治、外交、民族、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问题的决策，……因此，非理性决策方法，仍是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1]。政策的战略选择，主要是政策价值标准在现实操作中的具体体现：是选择使用风险系数小、确定性大而很安全的一般回报的政策，还是使用因为风险大、不确定性大而很不安全、但高回报的政策，是要最优还是次优，甚至将就着就可以的方案。我国的新闻政策选择模式基本上采用非理性的决策模式，由单纯的“渐进式”到“渐进与激进模块”相结合，以至到目前的“综合决策式”。 一、“渐进耦合式”战略选择 社会学家认为，现代化现象在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78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阶段。为了使社会焦虑不致演化成不安定的社会行为，为了缓冲中国特有的群体性阻力，中国社会有必要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现代社会不同，集权仍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社会的集权，并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归于消失”[2]。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高度整合是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集权体制具有可行性。这种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很重要的特征是注重发展的有效性，从而超越了单纯的速度型。渐进模式采用先易后难的渐次推进的改革策略，除了对一些非改不可的、否则改革进程就要停顿的旧体制进行直接改革的情况之外，对于大部分改革任务的处理方式是先立新再破旧，在旧体制影响相对比较薄弱的部位培育新的事物、新的体制，并使之发展起来，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向周围扩散。 可以发现，我国的新闻改革步伐是与这一模式相契合的。一方面它随社会发展的步伐迈进，转变观念、注重服务、创新机制直到今天的资本运营，无一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渗透；另一方面，作为党和政府对社会实施控制的重要途径，新闻政策势必是慎而又慎地渐进调整、稳步发展的。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新闻政策的制定方式主要选择了“渐进耦合模式”。“耦合”原是物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现在这个词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在这里是为了强调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某种契合。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新闻政策制定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实现渐进变迁，依据新闻实践的探索，对它进行局部的小范围调适。这种战略选择模式“只对过去的政策作局部的调整和修改，是过去政策的延伸和发展。换句话说，渐进方法是经济修正过去的政策，而不是全面更替”[1]。 以我国报业政策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从允许报纸“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国家扶持报业经济发展的政策由此起步。1979年4月，中宣部对报纸刊登广告予以肯定后，1980年1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播的通知》，允许报纸刊登外国商品广告，报业经济的主要支柱——广告开始名正言顺地大行其道。1985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电部、文化部再次发出《关于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经营、刊播广告有关问题的通知》，此后又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规定，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颁布实施，报业的广告经营走上了正轨，政策界限逐步明确。同时，报业的多种经营在1988年5月得到肯定，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随着媒介机构规模化经营的拓展，除广告经营外，媒介机构的现代资产经营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出现并逐渐盛行，多样化的运营形式使报业发展更上一个台阶。到90年代中期，全国的报业广告营业额已达50亿元人民币，有十几家报社过亿元大关。一些报社的积极探索催生了报业集团的诞生，此时党和政府的政策顺应和耦合现实的需要，中国报业的集团化发展也就水到渠成，渐成气候。与此同时，国家加强了对报业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这些经济政策为发展报业的经济实力发挥了作用。到2000年年底，已有50家报社广告额过亿元，其中有20家过3亿元，6家过6亿元大关，全国报业总收入达135亿元。 新闻政策的“渐进耦合式”战略选择模式，是与我国总的改革思路协调一致的，是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在新闻领域的政策实践。这种选择模式具有切合实际情况、尊重创新探索、照顾全局、稳妥推进的特点。但它毕竟是一种保守求稳的、不注重预设目标的、重在改进的补救式措施，对新闻改革的一些大的目标不予关注，比如在推动办报主体多元化方面的创新和拓展、在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和资本进入媒介等方面也没有创新和拓展，带有维持现状、缺乏目标指向和革新的色彩。它“只能适应于原有传统结构下产生的若干社会问题，而不太适应于新科技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急速推进所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1]。新闻媒介是得风气之先的领域，尤其当前传播媒介空间化、商业化发展需要政策更加放开和宽松，并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如果总是滞后于新闻实践，将难以推动中国传媒加入国际间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