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初期私营报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 在建国进程中，中共中央对私营报业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没收军管反动报纸，保护进步报纸，对中间性的报纸允许登记后继续出版。据1950年3月新闻出版署统计，全国共有报纸336家，其中私营报纸58家（另有公营报纸257家），占总数17%左右，这里面包括解放后准许继续出版的（如《大公报》）、批准恢复的（如《文汇报》）和新创办的（如《亦报》）。（注：数据来源：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另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50年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统计，全国有公营和私营报纸253种，其中私营报纸50余种。数目略有出入。）估算下来，当时中国私营报纸数目约在60家左右。但到当年6月底，私营报纸数目减为43家，到11月底为39家，到12月底为34家；到1951年4月底为31家，到8月下旬，只剩25家。其中除了少数如天津《博陵日报》因出现歪曲政策报道而被停刊外，主要是两种结果：一是由于报纸销路下降、广告减少，经营难以为继而停办；一是公私合营被改造为党报。 1950年6月夏衍在新民报社的讲话中就提到：“解放后上海报纸的销路，一般说来是减少了（包括大、小、日、晚各报）。在解放前整个销路，每日约50万份左右，以上海500万人口计，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买报的，最高时曾达到70万份左右。但在解放后销数降低了，现在仅有30万份，这销数减少的事实，使报纸经营者感觉到困难。”（注：夏衍《在新民报的讲话（摘要）》（1950年6月9日），载《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第16-17页，丁贤才编，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夏衍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透露的数据无疑是可靠的。上海解放后各大报都得以继续出版（仅《申报》改组为《解放日报》），扣除掉其他小报停刊带来的发行量下降部分，虽无准确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上海一年来报纸的发行量在萎缩，尤以私营报纸受到的影响为大。 《文汇报》的情况颇为典型，其在筹备复刊时即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机器设备简陋的困境，是由《解放日报》借给大量纸张油墨才得以复刊的。复刊初期，经理严宝礼只能到处借贷，疲于应付，职工工资打了七折还无法准时发放，往往要拖上一两个月。在一段时间里，《文汇报》只能靠人民政府批准向国外订购的1000吨白报纸来周转资金，以出售进口纸购买国产纸赚取差价的方式，来维持报馆日常开支。这种情况可谓是先天不足，加上解放初期对新体制的不适应，发行局面始终打不开，徘徊在2万份左右，开国大典期间，一度上升至6万份，旋即步步下降，跌到2万份以内。（注：数据出自《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第23页，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文汇报复刊后至1950年春的发行量尚有另外两种说法：《上海当代新闻史》（马光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记载“最低发行量仅有28000份”，而徐铸成回忆1950年春的数字是“销数总在10万份徘徊”（《徐铸成回忆录》第21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作者未能查到一手档案材料，暂从第一种说法。）广告也很不景气，每天报纸版面上，商品广告极少，多是文娱戏目之类的广告，而这类广告收费很低。广告收入在报社营业收入中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是报社的两大主要财源，报纸销路不振，广告收入又少，入不敷出，致使文汇报社月月亏损，少则旧币七八千万，多则两三亿，财政状况日益困难（见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1997:23-24）。 报业的经营困难不唯上海独有，全国亦然：不唯私营报纸独有，公营报纸亦然。中共中央很快意识到这种情况，建国后不久即于1949年12月底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这是第一个有关报纸工作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解决全国公、私营报纸的纸张和赔耗问题，号召全国报纸进行企业化经营。时隔9个月，一些私营报纸经营情况已有所好转，如《进步日报》、《新民报》（北京）、《新闻日报》三家已能全部自给而略有盈余，但如“《大公报》七个月中亏损165500余万元”（折合今币16.55万元左右），“西南的《重庆新民报》七个月中亏损26700余万元”（折合今币2.67万元左右），这两家仅是严重亏损的报纸中的一部分。（注：《中宣部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1950年9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第20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尽管都是亏损，但公营报纸和私营报纸的境遇大有区别。公营报纸的亏损甚为严重，如1949年底，“仅据《人民日报》等16家报纸不完全统计，每年赔耗即达5000万斤小米”，但他们能够得到不同形式的财政补贴，“凡在实行上述办法后仍不能自给的报纸，均由政府新闻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在审核报社预算后实行定期，定额的补贴制度”；（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1949年12月30日），《文件汇编》上册，第294页。）号召实行企业化经营之后，“其确有困难不能自给者，亦应据实呈报新闻总署，请求批准补贴，并将赔耗减至最低限度。”（注：《中宣部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1950年9月），《文件汇编》中册第20页。）公营报纸经营不善亦无关门的危险；而私营报纸则要艰难的多。 二、从私营公助到公私合营 中共给私营报纸们开了两张药方：一是经济扶助（即私营公助），二是公私合营。 自进入城市不久，中共对部分私营报纸实行扶助政策。1949年11月31日，中宣部致电华东局宣传部：“私营报纸及公私合营报纸，在现阶段，有其一定的必要，故应有条件予以扶助”；并要求华东局宣传部扶助《大公报》：“拨给适当数目纸张，作为公股投入该报。”（注：转引自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这种经济扶助有别于银行贷款，直接作为股份投入，使得私营报纸的产权结构开始发生转变。上海《大公报》解放初期销售16万份，（注：这个数字来自于当时大公报副总编辑李纯青的回忆，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6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另一种说法是，上海大公报最高发行量为8万份，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1092页，马光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版。）“后逐年减少，1952年下降到6.3万份，广告收入大减，仅为4年前的40%。（注：此处数字有待核实。李纯青在1986年7月写的《战后〈大公报〉见闻》记载的数字为：“四年后为四年前4%奇”（《笔耕五十年》第536页）；在1986年末写的《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则为“四年后为四年前40%”（载《大公报人忆旧》第320页，周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出入甚大，疑为印刷脱误。）1950年9月时其亏损折合今币16.55万元左右，到1952年10月止共赔累达今币40多万元，按当时牌价大约等于20万美元。《大公报》财力薄弱，事实上1950年已经发不出薪水，买不进纸张，只好向政府告贷。1950年7月《大公报》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新闻总署指示，不正式对外宣布也不故意否认这一改变，但在大公报社内部是公开的。1951年向政府借款总额已超过《大公报》总资本一半以上。（注：本段有关《大公报》数字除另注明外，皆引自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