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2)05-0144-09 在当前我国的学科制度中，“教育学原理”既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重要二级学科，又是教育学各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性课程。作为二级学科，教育学原理的主要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教育实践活动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推动教育基本理论创新；二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专业基础性课程，教育学原理（注：在国内，“教育学原理”作为一门课程有“教育学”、“教育概论”、“教育通论”、“教育学讲义”、“教育学教程”等各种称谓。）一直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帮助他们在教育基本问题、概念、命题、原理、思想遗产及研究方法方面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因此，重视和加强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建设，对整个教育学科的发展和教育学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的辐射性、奠基性作用，对于整个国家或地区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学科作为国家首批审定的重点学科，有着与北京师范大学同样悠久的历史，在一代又一代教育学者们辛勤努力和悉心培育下，走过了百年的坎坷历程，汇聚了中华八方英才，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鲜明的学术特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水平教育学术人才，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和很高的学术地位，为我国新时期的教育科学以及教育改革和开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此百年校庆之际，扼要回溯教育学原理学科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曲折历程，粗略展现教育学原理学科所取得的若干标志性成就，认真总结教育学原理学科百年发展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21世纪更好地建设这一学科，进一步提高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基本理论方面的学术创新能力，突出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学特色，促进整个国家教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进步，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和深远意义。 一、百年发展历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发展，与近代以来我国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最早源于西方相应课程（“教育学”）的引进和设置，源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学科分类制度。从教育学史上来看，早在17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培根就将教育学归入“科学”之列，但当时，教育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学里也没有见到开设这门课程，更没有人专门从事教育学的研究。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由于一些国家相继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和发展了师范教育，教育学课程就成为一门师范生的必修课。1861年，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出版《普通教育学》，明确提出将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阐述了他著名的理性主义教育学观。不久，他还成立了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至19世纪末，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都设置了“教育学”（注：在国外，“教育学”也有不同的称谓，如“教育科学的基础”、“教育学的基础”、“普通教育学”等。）一科，教育学研究包括教育学原理研究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职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和学术研究领域才得以在新式高等学堂中确立。1902年10月14日，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考试科目表中就列有“教育学大义”一科。此后，教育学一直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更名为“优级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等）的通习科目。但此时，教育学还没有成为一门从事专业研究的学科。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教育学原理作为一门学科在艰难曲折中得到确立，并有所发展。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沿袭清政府的做法，将教育学与心理学一起规定为全体学生的通习科目。对于教育学原理学科的确立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本科阶段设立了“教育专攻科”，学制4年，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充任教育学科教员。教育专攻科的设置表明，教育学已经从一门单纯的师范类课程发展为一个大学的专业。不仅如此，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又开设了“教育研究科”，招收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或大学三年级学生，学制2年，毕业后授予“教育学士”学位，养成教育界专门人才。教育学士学位制度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所有教育学科的发展。在此基础上，1924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教育系。教育系的设立，为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所有教育和心理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1931年，学校成立教育学院，设置教育科学门，开设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科研方法等基本理论课程，教育学原理课程体系初具规模。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教育学院随学校辗转搬迁，但是教育学院的教师们还先后组织了“教育研究会”，开辟了各种教育试验区，坚持开展教育理论和实验研究。1946年，学校回迁，改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设置“教育研究所”，负责开展教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新中国的建立，既为历经沧桑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也为我校教育学原理学科的新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使之步入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和繁荣时期。第一，教育学科的建设受到了师范大学乃至教育部的高度重视。第二，1952年，教育系成立了“学校教育教研室”（后来的“教育学教研室”及现在的“教育学系”的前身），下设“教育学教学小组”。第三，1952年，教育部的院系调整使得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教育系以及其他一些单位的一大批知名教育学者来到师大，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在教育学原理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如来自北大的邱椿、陈友松，来自人大的王焕勋，来自辅仁大学的张怀，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瞿菊农等等。群贤毕至，加上教育系原来的师资力量，一时间使得师大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全国无与比肩，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第四，从1947年开始，陆续邀请苏联教育学家如波波夫、崔可夫、卡尔波娃、普希金等来师大举行讲座、报告和指导工作。这对加强中苏两国的教育学交流，全面学习和宣传苏联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迎来了北师大乃至全国教育学原理发展的一次“高峰”（注：黄济教授在《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一文中也认为，“学习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对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对于新中国正规的教育模式的建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全面学苏’口号的片面性和脱离中国教育实际、以及苏联教育思想的绝对化和教育模式的固定化和集中化等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尽管如此，就当时教育科学的发展来说，也应算是一次高峰。”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1期，第7页。）。教育系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教育学教材和专著，其中不乏一些教育学原理教材与著作。第五，以“学苏”为契机，接受全国各地选派的进修教师和研究生，如瞿葆奎、王逢贤、王道俊、陈信泰等。他们今天都已成为我国教育学界教育学原理方面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其他极左思潮如“教育大革命”的影响，“教育学”与“心理学”等学科一起被定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受批判。尽管如此，不少老师们还抓住机会就毛泽东教育思想、教育学和公共教育学教材选编等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1959年，他们还提出在3至5年内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教育科学的宏伟设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老师的身心受到严重迫害和摧残，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也自然处于停滞和荒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