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1)05-0012-05 教育学和哲学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自从教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哲学就是不能替代的教育学的学科基础，而哲学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也必须以教育学为中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教育学作为唯一的教育学科局面被打破，教育学不断分化，形成了教育学科群，教育学由单数变为复数，但从总体上看哲学仍然是教育学坚实的学科基础。教育学的发展和完善与哲学的发展和完善休戚相关。如何全面而又合理地运用哲学发展的成果并使自身成为哲学发展的有效资源，一直是教育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人们尚缺乏全面的理性审视和研究。从学科的建构方式来看，教育学究竟应如何接受哲学的指导并实现对哲学的内化，对这个问题人们还鲜有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就教育学对哲学的接受机制及其内化进行初步的研究。 一 教育学接受哲学的不同方式 从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来看，前者对后者往往更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势。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教育学，都要深受哲学的影响，刻着哲学的印记，反映着哲学的精神。作为最高层次的学科，哲学对教育学的影响和渗透是非常广泛而有力的。作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哲学渗透于教育学的方式是曲折复杂的。哲学进入教育学并不限于一种方式、一个渠道、一个层面，而是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层面的，从而构成了哲学与教育学关系的丰富景观。对此，我们在观照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时，必须予以全面的、历史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去探究教育学对哲学的接受方式。 从教育学对哲学的接受方式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哲学概念、范畴直接进入教育学 从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来看，可以初步分解为基本概念或范畴、命题和原理三种类型的要素。[1]（第23页）哲学范畴是反映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些最普遍的本质概念，是泛指一切哲学活动领域的范畴，它既包括有认识论的范畴，亦有辩证法和逻辑学领域的范畴。由于哲学范畴是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最普遍的对象、特性和关系的概括和反映，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的最高总结和概括，在人们的认识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意义，自然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可借以表达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或作为思考教育问题的工具，因而在教育学发展史上不乏有哲学概念、范畴直接进入教育学的事例。不少哲学家在阐述其教育理论时，直接应用了其哲学概念或范畴。在我国教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范畴也被直接引进到教育学中来，如实践、认识、对立、统一、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矛盾、主体、客体、归纳、演绎等，近年来西方哲学的一些范畴也进入我国教育学中，如理解、范式、研究传统等。 哲学概念、范畴直接进入教育学，这是哲学与教育学之间最为表层的联系，是哲学刻在教育学中最明显的烙印，反映了教育学研究者的哲学倾向，但会导致忽视教育学自身特有的逻辑，使教育学难以形成其独特的概念或范畴。我国教育学至今尚未形成独特的概念或范畴，与此不无关系。 （二）教育学把哲学作为前提性认识基础，由哲学观形成教育观 教育的一切主要问题，“在实质上都是富于哲理性的问题”，[2]（第26页）大多数一般性的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普遍哲学的问题，我们就不能批判现行的教育理想和政策，或者是提出新的理想或政策”。[2]（第28页）哲学与教育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哲学观中有关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方面的认识，就对各种教育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到杜威，更把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发挥到极致，把哲学与教育关系作了重新规定，不把教育仅仅看作具体运用哲学的领域，而提出从广义的教育来看，哲学就是教育，因为“哲学研究可能集中在作为人类最高利益的教育上；而且，其他的一些问题（宇宙的、道德的和逻辑的问题）在教育中也达到了顶点”，[3]（第66页）把哲学与教育融为一体，鲜明地提出“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认为，“如果一种哲学理论对教育的努力毫无影响，这种理论，必然是矫揉造作的，”“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4]（第228～231页）《民主主义与教育》正是杜威把哲学与教育融合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哲学一直发挥着教育观形成的理论前提的作用，并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基本传统。这个传统在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由单数变为复数后，仍然得到保留并发挥。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独特现象——有意识、自觉影响人发展的教育学，从研究对象上就与哲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对作为教育活动要素的人——教师与学生和作为教育内容与方法要素的文化、科学与技术的认识是教育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前提性认识，而要从根本上认识其性质，就必须借助于哲学（当然，不只是借助于哲学），哲学中有关人与世界的观念和认识，如对人性的看法、对人的可塑性的判断、对人的能动性问题、认识能力、特点和规律的探讨等都是教育学研究时所必须做出回答的前提性认识。哲学对于教育学研究不断地在提供着前提性认识基础，而随着前提性认识的改变，“必将带来整个教育观念和对其性质、过程等方面认识与行为的变化”。[5]（第130～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