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揭开了近代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海洋交通和贸易打破了洲际阻隔的局面，海洋世界的经济互动突破局部性的传统模式，带有全球性的意义。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西欧海洋势力——葡萄牙东进亚洲海域，日本海洋势力——倭寇南下东海，东南中国海洋区域成为东西方海洋竞争的舞台。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出现激烈的动荡局面。 东南海洋社会经济圈的破坏与修复 明初，宁波外洋兰山、秀山岛民参预方国珍割据势力的反明活动遭到镇压，逃亡高丽的叛民也被引渡究办之后，尚有一些残余势力从兰、秀山逋逃盘踞耽罗（今济州岛）。朱元璋痛感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莠民”勾结海外诸国，威胁王朝的统治，于洪武四年十二月（1372年1月）初七日，令吴祯籍兰、秀山居民船户和方国珍旧部共111730人，分隶各卫为军，并重申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于七年(1374)也同时关闭废弃。嗣后，倭寇不时骚扰山东至闽浙沿海，沿海人民诈倭为寇，屡以事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争取日本配合遏制倭寇的交涉失败以后，朱元璋调整了防倭战略，洪武十九年(1386)派汤和到浙江，二十年(1387)派周德兴到福建，于沿海置卫建城，构筑守土防御型的东南防线。为了防止沿海防线外的岛屿居民与倭寇勾结，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初九日，朱元璋下令将浙江昌国县（今舟山市）废县徙民，旋又将昌国卫迁到象山县的天门山。17天后，又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昌国徙民包括46岛34000余人，仅保留舟山岛8805人，设昌国乡，隶于定海县（今镇海）。宁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环右塘旧有居民，亦徙入内地。（注：谈迁：《谈氏笔乘》，《净海》。）徙民的范围还扩大到浙南诸岛，台州之玉环、高丕，温州之南麂、东洛等山，也一洗而空之。（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海防浙海靖海寇以绝衅端议》。）福建海洋孤山断屿徙民，包括福宁州的浮膺山、俞山，连江县的上竿塘山（北竿塘）、下竿塘山（南竿塘）、大小亭山、官岭、蛤沙，福清县的海坛山（今平潭县）、小练山、双屿、草屿、东草屿、堂屿、盐屿，莆田县的上黄竿、下黄竿、南日山、湄洲屿，惠安县的乐屿，晋江县的彭湖屿（今台湾澎湖县），同安县（今厦门市）的鼓浪屿、大嶝屿、小嶝屿、彭舆屿、夹屿，人数达20万人左右。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逃海为生和私自出海贸易的商民变为“海岛流人”，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建立移民社区，但和本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了。 永乐元年(1403)，明朝复置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准日本通贡宁波，琉球通贡泉州，但民间海禁事例并没有取消。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以长江口内的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为基地，得到东海沿岸卫所和民间人力、船只、物资和航海技术的支持，驰聘于传统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圈，远达西亚、东非，但由于郑和大航海实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逆向形式，对本土海洋经济的影响甚微。宣德以后，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沿海民间的出海走私贸易才在海禁的夹缝中悄然兴起。特别是在明朝指定的琉球通贡港口泉州附近的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有许多偏僻的港汊，当地的濒海居民利用处于通琉球航道的自然环境优势与不漳不泉、官府鞭长莫及的社会环境优势，以及琉球需要中国商品到南海诸国换取贡品和附搭货物的强烈需求，从事私贩贸易。如宣德五年(1430)八月，漳州巡海指挥杨全“受〔龙溪〕县人贿赂，纵往琉球贩鬻”（注：《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癸己。）。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卫指挥贾庸等私通番国”（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正统三年(1438)十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杨勋鞠龙溪县民私往琉球贩货”（注：《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正统三年十月壬子。）。“海中扼要，南澳、中左、金门、铜山同一体”（注：《金门志》卷二，戴冠：《上经略南澳书》。），诏安湾的漳潮居民也被带动起来。从而孕育出漳州航海贸易势力的两个子系统：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以漳州府龙溪、漳浦县和泉州府同安县人为主体，诏安湾地区以漳州府梅岭、铜山和潮州府饶平、南澳人为主体，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结成十百成群、各自活动的地域海上群体。他们通过琉球国的中介，间接恢复了和南海诸国的经济交往。而琉球国则利用东南海商在传统东亚贸易网络的缺位，进入“大交易时代”。 正统九年(1444)，浯屿水寨自浯屿内迁厦门中左所，走私通道更为畅通。此后，九龙江出海口海湾地区的海商除交通琉球外，积极寻求恢复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圈，重开与东南亚的直接贸易。闽广交界诏安湾地区的漳潮海商，也加入这一行列。正统九年(1444)二月，“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已亥。）。正统十年(1445)三月，“福建缘海民有伪称行人正使官，潜通爪哇国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正统十年三月乙未。）。正统十一年(1446)四月，“福建都指挥佥事薛诚提督海道，奸民通番不能防捕”（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四○，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景泰三年(1452)六月，英宗“命刑部出榜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景泰三年六月辛巳。）。景泰四年(1453)，“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而善资”（注：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蒞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5页。）。天顺二年(1458)七月，漳州海贼严启盛“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亦即澳门（注：郭棐：《粤大纪》卷三，海岛澄波。）。成化七年(1471)，“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七年二月乙酉。）。此时，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湖海大姓私造海船，岁出诸番市易”（注：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七，《文蒞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二册，第1215页。），如上引事例中的琉球、爪哇、暹罗、满刺加诸国，基本上恢复传统海洋社会经济圈内的直接贸易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