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官营工商业政策及其影响再认识

——兼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制经济

作 者:

作者简介:
傅允生(1951-),男。浙江绍兴人,教授。 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原文出处:
财经论丛

内容提要:

汉武帝时期为了筹措巨额对外战争经费,实行大规模的官营工商业政策。本文认为官营工商业是一种封建统制经济,它强调国家干预,便于组织财政收入,但不利于社会经济尤其是民间工商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且封建经济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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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02)03-0012-09

      汉武帝时期在财政经济政策上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实行官营工商业政策。其实施不但对当时财政状况的改观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经济政策取向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官营工商业政策,学术界以往之所以多加肯定,其原因之一是受史学研究中的国家本位(君本位)主义的影响,有一种肯定国家干预,否定自由放任;重视富国论,轻视富民论的倾向。因而,把实行官营工商业政策看成是封建政府反对豪民(富商大贾)兼并,发展经济,维护封建国家经济利益乃至政治统一的重要举措(注:参见郭沫若《盐铁论读本》,马非百《盐铁论简注》和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等著作。)。其实,官营工商业是一种封建统制经济,它便于组织财政收入,但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尤其是民间工商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既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特点,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且封建经济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所反思,但大多从财政分配关系的角度分析官营工商业的利弊,认识缺乏深度。由于没有从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及官营工商业与民间工商业的冲突所带来的对制度变迁及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中,进行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因而以往之成说并没有得以辨证,社会反响也不大。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汉武帝时期官营工商业政策及其影响的重新认识,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传统史学研究价值取向进行反思,也有益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认识。

      一、汉武帝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的转换

      中国古代社会在春秋以前实行工商业食官制度,工商业依附于官府并且为贵族阶级所垄断。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制度开始被废除,民间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并由此导致农商关系紧张而引发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故史言:“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场,物踊腾糶,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官为吏。”(注:《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宽纾民力;平抑物价,缓解社会矛盾,汉高祖刘邦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从经济上讲,汉初重农抑商侧重于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政府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对商人的课征。因而抑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而在于从商人那里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并缓解农商矛盾。正因为此,汉初工商业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在全国统一,市场扩大的有利条件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工商业发展使商人成为最大的受惠者,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汉初贾谊和晁错主张重农抑商最力。贾谊向汉文帝进言:“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晁错亦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贯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对于重农的建议,汉文帝多采纳之。对于抑商,贾谊和晁错也只是分析了农商矛盾,并没有提出具体而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汉文帝对商人的态度则更是宽容,连铸钱、冶铁、煮盐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也允许民间自由经营。显然,不是抑商,而是惠商了。

      总之,汉初虽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民间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还是相当宽松。商人的社会地位尽管不高,而经济收入却颇为丰厚。汉初的无为政治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使重农抑商实际上成为重农通商。它起到了调节农商关系,平衡财政收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这又与汉初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相一致。

      汉武帝继位以后,致力于以文治武功来取代汉初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外战争,尤其是北击匈奴。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各种费用支出浩繁,不但耗尽了汉初以来所积蓄的巨额资财,而且国家财政也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汉武帝因此采取多种应急措施筹措经费。“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注:《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又,“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注:《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还,“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注:《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等等。但由于开支浩大,仍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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