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3-0081-08 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导致在19世纪初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这个市场是以江浙布、丝手工业为支柱的，具有大宗商品大范围流通的特征。为适应这个市场发展的需要，航运业和金融业也较以前有明显改观。本文就此进行讨论。 一、江浙布、丝手工业的发展和产品运销 明后期和清前期，在全国范围内常年大量流通的商品中，起领头作用的是棉花和棉布。明朝时出现了“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纫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注：《元明事类钞》第24卷，引王象晋：《木棉谱》。）的盛况。由此可见，棉纺织品取代麻纺织品，促成以布、丝手工业为支柱的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 棉花的种植，于宋朝时在福建、广东逐渐普及。南宋后期和元朝，棉花向北推广，“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注：王祯：《农书》，第21卷，附木棉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7页。）。到明朝时，气候水土最适宜棉花生长的华北平原已广泛种植这种经济作物了。 棉纺织与麻纺织相比，生产出同样数量的衣、被，消耗的劳动工时要少，但工艺却讲究得多，粗工与细活的差异极大。江南一带自元代起就广泛植棉，并由黄道婆等改进了生产技术，世代沿袭，因而工艺较精，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那里纺出的棉纱，细润光滑而又坚韧，节省原料，物美价廉，易于占领和开拓市场。随着市场的扩大，当地出产的棉花不敷纺织需要，就从华北输入大量原料，遂使江南一带成为棉业的加工输出区，即输入原料，加工为成品，再输往全国各地。在这过程中，棉布逐渐取代麻布，成为全国“布衣”阶层的主要衣被。至于华北地区，广大市场被江南棉布占领，当地农民自制的粗糙棉布，自己穿、盖尚可，若充作商品到市场上销售，颇感竞争乏力。华北农民欲获得货币，相当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出售市场最为需要的棉花。通过棉花与棉布的对流（即原料与手工业制成品的对流，价值1两银子的棉花织成布后在市场值银4.5两，但江南棉布业的生产原料只有部分来自华北，产品运销华北成品的比例更低），维持了华北民间的购买力，繁荣了华北和江南两个区域的经济（华北还靠各省拨解京饷维持中央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购买力）。 于是，明后期和清前期，苏南棉纺织手工业享有“衣被天下”（注：《布利》，许仲元：《三异笔谈》，第1集，第3卷，第67页。）的称谓。许多布商“遣宾客，北走齐燕，南贩闽广”（注：康熙：《县区志》，第13卷：《人物篇，货殖条》。），“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注：万历：《嘉定县志》第6卷：《田赋考中，物产》。），布匹在行销“秦、晋、京边诸路”的同时，还“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注：叶梦珠：《阅世编》，见《上海掌故丛书》第7卷：《食货五》。）。也就是说，江南商人占据着大宗商品的幅员广阔的全中国市场。据估计，鸦片战争前全国棉布的商品量为2,555,000匹，值银94,553,000两，为茶叶的整整3倍（茶叶的商品量为2,605,000担，值银31,861,000两）。（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其中，棉布的长距离运销值为1350万两以上（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基本上是苏、松产品。此外，近程和在当地销售的苏、松棉布也不少。清前期棉布成为仅次于粮食的全国第二大宗商品，与宋朝时耕牛为次于米、茶的第三大宗远程运销商品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显示出手工业方面的巨大差异。 规模效应的结果，使得苏、松的布匹在占领全国市场的同时，还大量出口。英国商人从广州输出的土布，1817年为1,088,000余元，1821年为1,317,000余元。（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e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H.B.摩尔斯：《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1926年版，第2卷，第201页。）美国商人从广州运出的中国土布，1808年为376万多匹，1819年为313万多匹。（注：S·L·Morrison:"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S·L·莫里斯：《马萨诸塞州航海史》），第71页。）这些土布绝大部分是被称作“南京布”的江南产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英国大机器生产的纱、布占领世界市场为止。 当时，棉纱、棉布的生产仍由城乡家庭手工业来完成。这是因为，在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前，企业实施规模生产难以控制棉纱、棉布的质量。布商字号为了把握市场、保证信誉、追求利润，放弃最初的加工程序，向农民和城市个体手工业者收购质量合格的棉布初成品，再设法精加工以满足市场消费者的需要。一般来讲，只有农民自产棉花纺织成的布才直接出售，城乡纺织者与布商的主要交易形式是，以棉布易米钱及棉花，1匹布换1斗米及3斤花。各布庄“五更篝灯，收布千匹，每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得五十金”（注：《布利》，许仲元：《三异笔谈》，第1集，第3卷，第67页。），即一年赢利上万两白银。 棉布初成品还需进一步加工，先染色，再压平、踹光，使布质紧薄亮丽，于布匹上加盖布庄字号的印章后，才能行销各地。苏南棉布整染工场数量相当大，仅苏州城里就有踹布商340多人，办手工工场即踹坊450余家，共雇工匠19000多名，平均每家踹坊雇工匠40多名：“细查苏州阊门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千余块，人数称是”（注：《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第77页，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这些工场主大多是小商人，要从布号那里领踹布匹。也有一些富商，他们不仅开设布庄字号，还兼营染、踹。“这些布庄字号从收布、整染加工到批发运销各地，经营业务一条龙，都是些富商巨贾。”（注：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65页。）最大的苏州的程益美字号，就是兼营染坊和踹坊的布商字号，“计一年销布百万匹”，“增息二十万贯”，“布更遍行天下”。（注：《布利》，许仲元：《三异笔谈》，第1集，第3卷，第67页。）苏州城棉布业的工场数量和布商实力，集中体现了苏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