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学术上有多方面成就，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东西方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对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所起的阻碍或促进的作用。在他看来，西方新教伦理导出资本主义精神和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仅如此，甚至连西方远古思想家如希腊的柏拉图的某些经济思想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是起过促进作用的。而东方如中国古代的“儒教”和“道教”，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实际上是指的儒家的经济思想，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是起着阻碍作用。在韦伯的名著之一《儒教与道教》这部著作中，这种见解可说贯彻始终。韦伯这本书中可资商榷之处颇多，本文仅就其中他对孔子“君子不器”这句话所作的解释，并将他所阐绎的这句话的含义与柏拉图有关见解所作的对比，作一些剖析，并进而以《论语》和《理想国》两书为主要依据，对孔子与柏拉图经济思想之异同，作初步探讨。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这部书中，一再提到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这句话并作了对比性的诠释。 “孔子本人并不鄙视对财富的追求，但财富又似乎靠不住，会破坏高贵的心灵平稳，一切本来的经济职业工作都是庸俗的匠人的活儿。在儒家眼里，匠人即使借助他的社会功利价值也不能提高真正积极的尊严。因为，‘君子不器’，就是说，他在适应世界的独善其身的过程中，始终是终极目标，而不是任何事务性目的的手段，这是至关重要的。儒教伦理的这个核心命题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与这种崇拜被造物的原则恰恰相反，清教视证明世界和职业生活的特殊的客观目的为己任。”（注：［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文版，2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君子不器’，这个基本原则的意思是：他是自我目的，而不像工具那样只能派一种专门用场的手段。受过多面性教育的儒家‘绅士’（是对君子、‘君侯式的人’的一种译法）等级制的高贵的理想，同具有社会倾向的柏拉图的理想有天壤之别。柏拉图的理想是城邦制的产物，作为这种理想的出发点的信念是：人只有在一项事业中有所作为，才能达到他预定的目的。儒家的高贵理想同禁欲清教的天职概念更加水火不相容了。这种建立在多面性基础上的道德，亦即自我完善，比只通过单面性获取的财富要高。一个人，如果没有源于教育的德，在这个世界上就会一事无成，即使处于炙手可热的地位，也是徒然。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有影响的地位，纵然再有德，也无济于事。所以，‘上等’人逐位不逐利。”（注：［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文版，2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韦伯的这两段话，主要包含下面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他将“君子不器”看作是孔子及其后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或“基本原则”。 第二，他认为“君子不器”这个“核心命题”或“基本原则”的含义是：充当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这本身就是“终极目标”，就是“自我目的”，君子是不应当去追求任何事务性目的，不应当充作任何只能派一种专门用场的手段。 第三，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和其后的儒家都反对专业化，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 第四，孔子及其后的儒家的上述观点不仅与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与发展的欧洲清教的“天职概念”，即以证明世界和职业生活的特殊的客观目的为己任的思想背道而驰，而且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也大异其趣。因为柏拉图的这种理想的出发点是：人只有在一项事业中有所作为，才能达到他预定的目的。换句话说：柏拉图的理想与近代清教思想是一致的，同样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起促进作用，而孔子及其后的儒家思想则反是。 可以认为，韦伯在这里对孔子的“君子不器”的理解是不够确切的，由此而阐发的对孔子经济思想的解释及将其与柏拉图的理想所作的对比分析也是不够准确的。 首先来看应当怎样理解孔子的“君子不器”。孔子这句话见诸《论语·为政》，原文是：“子曰：君子不器。”没有前后文。因此只能联系《论语》全书所反映的孔子的思想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这样来看，所谓“君子不器”，孔子在这里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君子”，即有学问、道德而又可能从政的人，是不需要也不应当学习农、工、商之类的具体知识或从事农、工、商之类的具体工作的。因为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任务是“学而优则仕”，（注：参见《论语·子张》。这句话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说的.显然符合其老师孔子的思想。）“仕”就是从政做官，协助朝廷治理民众；而从政和治理民众，最重要的是自身的道德修养，当然也需要学习礼、乐、射、驭、书、数等治理民从所必备的文化、军事知识。孔子的这种思想，较为典型地体现在一次对他的学生樊迟即樊须的批评上。”“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论语·子路》。）这里孔子指责樊须是“小人”，是说他竟然像农民大众一样想学习农业知识，而不去追求有利于成为治民者的道德。“小人”在这里的含义是与治民者“君子”对举的民众，而不含道德上的鄙视或贱视之意。可见孔子说“君子不器”，并不像韦伯所理解的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及君子的道德修养，只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自我目的”，与此相反，孔子说“君子不器”，是指的君子不应当去充当农民、工人、商人等这一类的“器”，而应当在现实生活中去追求更高的目的：去从政，去治理民众，因此强调道德修养于君子之极端重要性。尽管孔子为君子所设定的目标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利于更好地从政治理民众，但他也并不是像韦伯所理解的那样，反对专业化，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孔子曾经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注：《论语·卫灵公》。）。他的学生子夏则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注：《论语·子张》。）。子夏的这类言论必然承自其老师孔子。于此足见孔子对于手工业者的专业化和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并不反对。至于对于商业，孔子有一个学生子贡曾因经营大商业而发了大财，孔子却将他与他的最得意的学生颜回相提并论而评价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注：《论语·先进》。）子贡在货殖即从事商业活动中能够“亿则屡中”，即对商业行情的猜测屡次都很准确，这说明子贡必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而孔子在这里对他的评价，一是说他有点调皮，不安守本分，略含讥诮之意，但并未严加责备；二是对他做生意屡屡猜中行情赚大钱多少有点欣赏他的才干的意思。于此亦可见孔子连自己的个别学生从事商业活动和进行这方面的经济训练也并未坚决加以反对。当然，从总的原则上来看，孔子由于主张“君子”应以从政、治民为己任，还是反对“君子”去学习具体的农、工、商等知识和从事具体的农、工、商等职业活动的。同时他主张“君子”提高自身道德素养，除力图以这种素养去从政、治民之外，在得不到这种从政、治民的条件时，确实也主张要独善其身。因此他一再称赞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注：《论语·雍也》。）他还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地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注：《论语·述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