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曾以《发扬中国产业革命精神》为题写了一篇纪念文字。笔者认为产业革命精神是辛亥革命的时代精神。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就指出：“今日共和初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注：《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1912年4月1日。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2页。）。他认为“中国正处在巨大工业发展的前夜”（注：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1页。）此后。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中国的“产业勃兴”，也就是中国的产业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的遗嘱中，还特别提到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要求他的同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他的这一目标。 产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一次重大飞跃，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大解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这一点。中国没有经历过产业革命的洗礼，但是饱受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的近代中国社会，又充满着产业革命的精神。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激发了中国人民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激发了为发展生产力的目标而进行的艰苦奋斗。如果说笔者10年前的短文旨在叙说中国民族资本实业家为发展现代企业而奋起的强烈愿望，那么，本文则着重记述其先行者们在中国现代化黎明期为新生产力的引进和开发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两者都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华大地上弥漫着的产业革命精神，这为我们在新世纪念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代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曾经在世界居于领先的地位。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对全世界面貌的改变，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进入14世纪中叶以后，当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科技大发展之时，中国却陷入了科技发展的停滞阶段。延至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加紧入侵中国之际，这一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时代的雄狮，仍在沉睡之中。 然而历史在辩证地发展。继封建主义中国之后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之后的，则是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从另一个角度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恰正预兆着新中国现代化的黎明。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代表新生产力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就萌生在这个时代之中。 应该说明：在19世纪中，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有官方和民间两个途径。本文重点在于民间的引进。至于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官方引进，过去研究较多，毋需在这里再加重复。而就本文言，更重要的原因是：民间的引进活动，不仅时间在官方引进之前，而且他们的努力，更加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执着追求的主动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发扬光大。这也是本文选题的主旨所在。 一、从种牛痘法说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之所以构成生产力，指的是“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自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年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还未直接应用于生产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并且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远的不说，发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完全由民间启动的西方种痘法的引进，就是一个一向不为人所注意、然而却值得郑重一提的例证。（注：已故历史学家彭泽益先生是此一研究开创者之一。彭氏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以《西洋种痘法初传中国考》（载《科学》1950年7月号）首开其端。后此40年又在《九州学刊》1991年4月号发表的《广州洋货十三行行商倡导对洋牛痘法及荷兰豆的引进与传播》一文中继续细加申论。本节所陈，均来自彭氏研究之成果，为节约篇幅，不一一注明彭氏引用之原始资料，谨此声明。） 种痘以防天花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早在公元10世纪的北宋真宗时期，民间就有用鼻吹痘苗以防天花的传说，它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传播于国外。但此法虽“事捷而功矩，然犹失十一于千百，未能操券十全”。一直到1798年英国人郑耐(Edward Jenner)发明了牛痘接种法(Vaccination)，才最终奠定了现代免疫学的基础。此法“其始以牛之痘浆施之于牛，由牛而施之人”。“自尔不复出，即间有出者，断不至毙。”“于是种痘日盛，互相传种，使痘浆不绝，名之曰牛痘”。牛痘传入中国，时间是在发明之后七年（1805年）。这样迅速地传入中国，得力于两个人的倡导与引进，一个是广东十三行商人郑崇谦，另一个是精通医术的邱熹（字浩川）。这两个人当中，郑崇谦的倡导，又先于邱熹。首先对此进行研究的彭泽益先生是这样说的：“旧日广州有洋货十三行之称，行商因与外国人接触频繁，故得风气之先。倘此法未能获信于行商而为之倡导，恐亦难以传入。及后洋行会馆设立种洋痘局，乃因此法如期奏效，旨在使之广为传种。然由此可证：此法输入之始，当以行商为媒介。经其提倡而光大之，故谓洋行商人郑崇谦倡导传习其法，按度事理当无不合。此亦可见当日广州行商传播西洋文明贡献之一端”。 至于邱熹，他为传播牛痘接种法，也耗费不少精力。在郑崇谦组织译刊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A.Pearson)的《种痘奇书》(TheWonderful Vaccination Method)之后，他又撰写了一本《引痘略》的专书，并编印了《种痘题咏》一书三卷。据其自述，为了解人之疑，他在传习新法之时，先以身试，然后“问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无有损失”。综计“生前为人种痘达百万”。“若非身试无误，敢以人为戏乎？”据此彭泽益先生说：“邱浩川的医术成就也是值得表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