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2-0080-08 中国近代工业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官僚对西方先进机器技术的大规模移植，此后便艰难地行进在一条“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上。无论是当时的经济界，还是当下的经济史学界，人们往往将移植或引进西方先进机器技术的得失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成败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失败原因，但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不成功的全部原因吗？换句话说，“移植型”模式是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的惟一选择吗？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近代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及其取向的研究，说明在中国近代“移植型”道路之外，还存在着一条通过传统工业生产力的改造而形成的“嫁接型”的渐进化道路。所谓传统工业，是指以生物动力为主的手工业，与它相对的则是以非生物动力为主的机器工业。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步增加，外国在华资本急剧增长，民族机器工业初步发展，中国传统工业的生存环境十分不利。以工业化为特征的“西力”既对传统工业的生存构成压力——工业化以排斥和取代传统手工业为历史使命，如中国传统手工业中的手纺纱、制靛、踹布、土针、土烛、土烟等行业遭到严重摧毁，但是，要实现对传统工业经济整体的取代，并非一蹴而就，其过程是漫长的，同时工业化也对传统工业的发展形成动力——为传统手工业进行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创造了前提，如机纱的出现解除了手织业发展的“瓶颈”，为手织业的改良创造了条件，西方的先进机器及工具的引进客观上有利于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1891～1893年我国“机器及工具”进口值为1259176元，在进口总值中的比重为0.5%，1935年增至65853248元，比重上升至7.2%[1](p75,76)。工业化技术也刺激了手工业者的技术创新意识，他们在商会的支持下，积极筹组工商研究团体，谋求手工业革新之道，如1915年3月成立的天津工商研究所就是一个以手工业为主体的实业研究团体，它的发起人除北洋火柴公司和天津造胰公司为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外，其余11家均为规模不等的手工工场，在成立大会上被吸收的36家会员企业中绝大多数也为手工工场，该所旨在“开工智、联商情、疏商团”，每月阴历初一、十五定期集会，共同研究手工业的变革[2](p2626～262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工业出现了以手工工具改良和“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为主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发展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积极效应。下面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 手工工具的改良主要体现为旧式手织机、缫丝机、金属锻制工具的改良和使用。我国旧式手工棉织机是一种全木结构的简陋工具，据考，这种织布工具大概就是元末王桢《农书》中所绘制的型式。在我国各地广泛存在，但名称互异，“广西的玉林称为‘矮机’，河北定县称为‘扔梭机’，高阳称为‘投梭机’，而四川巴县则称为‘丢梭机’，但其构造与生产能力，各地相差无多”[3]。这种织布机在工作时不仅需要两手同时投接，而且在作打纬、送经、卷布、伸子等工序时，必须停止打梭，同时由于受到双手投梭腕力的限制，布幅宽度多在1尺左右，最宽不过1.4尺，使用投梭机每人每天至多出布30尺。旧式丝织机也长期停留在木制结构阶段，工作原理与手工棉织机相同，工作效率异常低下，以南京织缎业为例，“云锦每日每机仅能织数寸到尺余，漳绒、建绒均在2尺左右，缎子4尺上下，织工出口微小”[4](p696)。与此相关联的手工纺线和手工缫丝更加落后，成为制约手织工具进一步改良的瓶颈，如在手纺车和手织布的比例上，据估计至少需三人纺纱才能满足一架织机的生产需求。鸦片战争后，随着机纱逐步取代土纱及缫丝车的改良，手织机也逐渐改进。1896年浙江宁波人王承淮率先改良手工棉织机，以“旧机作新式东洋西洋等布，专用女工，不借汽力”，踏脚增至5竿，可多层开口，王承淮因此获得清廷“五品顶戴之颁赏，并专利15年”[5](p261)。1900年日本手拉机传入我国，手拉机在原有投梭机的织纬结构上安装滑车、梭盒、拉绳等件，“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6](p682)。此后改良与仿造的手拉机日益普遍，四川忠州“留学日本研究实业专科”的易某“回忠后即在周家场益智学堂内仿造纺花织布各机，灵巧异常，不亚东瀛”[7]。重庆府城裕济布厂“自出心裁，创造木机，织成宽布，比洋布来者价廉质美，木机织布不用人力，梭机来往纯用滑车”，所织布匹分为三等，“头等细布长10丈有奇，宽2尺6寸，重11斤。二等宽2尺5寸，重10斤。三等宽2尺4寸，重9斤”[8]。1905年以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的输入，该机“比起以双手投梭打纬并用卷布送经的旧式木机，动作要快若干倍，每分钟打纬数在120以上，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以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且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9](p11)。由于其效率倍增，很快便被仿造和使用，四川新津乡绅陈某“新造织布机一具……织工一日可得布10丈，宽尤倍之”[10]。上海、天津、武汉、山东等地民族机器工业对铁轮机的仿造推动了旧式手织机的改型换代，如上海“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路以上海为主，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厦门”[11](p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