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史的英文原文是"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经济与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注：“经济－社会史”这一译法是齐世荣先生在2001年9月13-16日召开的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经济－社会史研究在欧美各国历史学界和高校经历了几十年不同程度的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现在，我们愿借此机会对经济－社会史的来源、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做一概要性的述评，以进一步推动和开拓我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 一、西方“经济－社会史”的来源和概念 西方经济－社会史被公认是一个交叉学科，顾名思义，既离不开经济史和社会史，也不是二者简单的叠加，而是在一种现代史观的影响和推动下，经济史和社会史各自发展亦互动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史和社会史在西方的发展说起。 关于经济史的起源，最早可追及到16世纪，比如布代等关于货币和价格的研究；有人则追及到17世纪，奇波拉认为，经济史建立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之上，因此经济史的起源是与17世纪经济学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并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与经济学一起得到发展。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斯密习惯运用历史来论证经济学原理，在他那里历史学和经济学是结合在一起的。而马克思在历史与社会经济分析的结合方面被公认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不过，一般的研究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在19世纪下半叶才形成。19世纪，史学比以前大为普及，这才在大部头的民族国家史里开始出现关于经济情况的章节，可仍未占据重要位置，更少有经济史专门著作。当时一般的史学著作中，书中4/5的篇幅用于叙述国家与政治，而经济、社会、思想、艺术则一起置于书的末尾。皮埃尔·肖努认为，真正的经济史实际上在1890年以前尚未面世（注：皮埃尔·消努：《经济史：成就与展望》，雅克·勒高夫：《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在英国，19世纪末牛津、剑桥大学开设经济史课程，都在历史系，属人文学科，相沿至今。从1910年起又在曼彻斯特大学，然后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一些重要的经济史杂志也创办出来，如《经济学伦敦学派》和《经济史评论》等。法国、德国的经济史也是在人文学院讲授。在年鉴学派的推动下，法国经济史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1929年，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经济与社会年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视野更为宽阔，不仅重视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还重视人们精神状态的研究。法国的经济史研究别具特色，为日后经济－社会史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伏笔。惟美国，自1893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经济史课程多设在经济系，也有设在历史系者。经济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民不聊生，又有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社会上层都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进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经济史和计量史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在高校历史学科中，相当一大批学子以经济史为研究方向。据统计，1961年，法国历史本科生中40%的毕业论文和41%的博士论文涉及近现代经济史。 70年代起，法国经济史的研究开始退潮。到80年代，经济史的失宠已是公认的事实。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维埃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经济史的重要性在历史的分化中已经相对减小了”（注：帕特里克·弗里登森和安德列·斯特劳斯主编：《19和20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巴黎1987年版，第406页；转引自沈坚：《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杂志《社会经济史杂志》也于1982年停刊。在英国，经济史学家威尔逊与哈德温评论说，80年代经济史在大学的消退比10年前最悲观的预测还要快些。经济史教授席位一直空而不充，经济史院系被压缩或合并。1978-1982年短短四年间，大学全日制经济史教师席位丢失了21个，占总席位的9%（注：见《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85年第2期，第48页。）。科尔曼在《历史与经济的过去：经济史在英国的兴起和衰落》（198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指出，这个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历了繁荣时期，有大量的著作出版，近年来出版的论著虽不少，但高质量的、引人入胜的作品却不多。代之是美国模型学派的兴起，它是一小部分专家运用高技术手段处理资料的收获，这些书很难读懂，所以渐渐失去了读者群。奇波拉评述说，该书所说的英国情况，可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不同程度的危机（注：见齐波拉：《经济史导论》(Carlo.M.Cipolla,Between History and Economics,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巴色尔·布莱克威尔公司(Basil Blackwell Ltd)1991年版。）。 经济史在西方史学界衰退的原因十分复杂，科尔曼指出了原因之一。计量方法的采用，曾给欧洲史学注入生气，在美国则引发了新经济史和新政治史，被巴勒克拉夫称为“计量革命”（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然而好景不长。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量史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首先，计量方法的引入带来另一种倾向，即经济史唯科学的倾向，或经济史与历史学脱节的危险。由于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学派的著作越来越倾向于逻辑、数学的方法，埋头制造模型，静止分析，完全脱离了历史的基础，也进一步影响经济史，加深了后者的困境。那种认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变成了和物理学一样的科学的观点（注：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Karl 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伦敦1960年版，第60页。），也受到质疑。奇波拉认为，应用逻辑—数学的分析方法考察物理世界使伽利略和牛顿革命获得成功，但它并不能解决生物世界和经济社会世界的问题。即使在计量史学家内部也对计量史学方法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失望。拉杜里在80年代初曾一改60年代的对计量方法的迷信心态，提醒人们：不要一味追求计量史学方法，以前推行这种方法是一种“偏向”。美国计量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计量史学方法不能保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