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01-0013-05 明代，随着江西地区移民的大量涌入，垸田的开垦，各种水利设施的兴建以及优良稻种的引进和改良，两湖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以稻米为主产的农作物产量提高，至清代更是出现了双季稻的推广。明弘治时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注：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本文主要指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苏州、太仓、上海（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因为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其内部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且经济水平相近。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到万历年间，更有“（湖广）鱼粟之利遍天下”之说（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后期的十八世纪是“湖广熟，天下足”一语流传的主体时期，也是两湖地区粮食外运的鼎盛时期，这期间，两湖每年约有400-1000万石大米输出，约占当时稻米总产的8.1%-16.8%，平均稻谷商品率在12.5%左右（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就明清两代两湖地区米粮外运的特点比较而言，清代两湖地区的米粮外运，已不再仅仅是偶尔为之，或是各区域间粮食丰歉余缺的相互调剂，而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经常性的粮食流通，它更多的是源于明代开始的、各地农产品的商品化而带来的、省际之间大规模的商品粮流通。 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两湖米粮输出所及范围很广，除与之相邻的贵州、广西、广东、江西、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八省外，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更是两湖米谷的重要的输入地。本文意在探讨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市场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两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清代两湖地区的稻米产区虽然很广，但大量的余粮输出则主要以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湘江中下游地区为主。“湖广素称沃壤，故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以今日言之，殊不尽然。湖北一省，宜昌、施南、郧阳，多处万山之中；荆州尚需从武（昌）汉（阳）搬济兵米；德安、襄阳、安陆，其地多种豆麦，稻田亦少；武昌所属，半在山中，惟汉、黄两郡，尚属产米。湖南亦惟长沙、宝庆、岳州、澧州、衡州、常德等府系广产之乡，其中亦复多寡不等；余郡远隔山溪，难以转运”（注：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清经世文编》卷39，户政14，仓储上。）。其中，尤以湖南米占多数。清代湖南的稻谷单产、总产都要高于湖北（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康熙年间，湖南所产之米，“运下江浙者居多”，因“江浙买米商贩多在汉口购买，而直抵湖南者无几，是湖北转运江浙之米，即系湖南运下汉口之米”（注：赵申乔：《自治官书》卷6《折奏湖南运米买卖人姓名数目稿》，引自蒋建平《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雍正间，“自湖北以至江南一带，俱仰赖湖南之米”（注：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魏廷珍奏，《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2册。）；乾隆时，“湖南官仓，不但备本省之荒欠，兼备邻省之荒欠。所云邻省，上如粤东、粤西，下如湖北、江西、江南、江浙，倘有荒欠，皆取资于湖南所贮之额”（注：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38。蒋建平前引书，第53页。）。仅官仓所拨即有如此重要之地位，加之商人贩运，其数量将更是可观。 在江南与长江中上游两湖、四川地区的商品贸易中，米粮输入占据相当成份。入清以后，“苏松户口繁多，民间食米多取给于外贩”（注：《清世宗实录》卷51。）。从方志及大量的清代奏折记载来看，江南地区的米粮输入主要仰赖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安徽、江西、两湖及四川地区，其中尤以两湖地区为多。康熙时“江浙百姓咸赖湖广米粟”（注：宣统《黄安乡土志·实业》。）。雍正时，湖广粮食供应区域更加扩大，不仅凶年供应江浙之食，“号丰年必仰给湖广”，而且，大多湖广之米，聚集苏郡的枫桥，再由此转销上海、福建（注：道光《蒲坼县志·风俗》。）。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允恭奏道：“（浙江需米）小商由江南贩运于浙，巨商由上江（今安徽）、湖广、江西贩运于苏州。”（注：《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2册。）苏州的枫桥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最大的米粮转运中心。如前陈允恭所奏，浙江“边山际海，产米有限”，“即在平日乏米者，大半仰藉于杭州之墅河，而墅河之商贩，运于苏州之枫桥，枫桥所贮之米，皆由湖广、江西、上江运漕巨商载运而来，并非苏州土产。”雍正帝也深知这一点，于其登基元年上谕内阁时曾提及：“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雍正五年，署理湖广总督傅敏则奏称：“大江以南，皆系财赋重地，独至米谷，则江浙等省每赖湖广接济。”（注：雍正五年三月，《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9册。）与此同时，江南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今江苏南通地区）等产棉区，“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政府也“准其招商赴上江（今安徽等地）有漕聚米之区，采买运济”，而且采买数量有日增之势。以崇明县为例，乾隆二十年前，“核计崇商买米之数不过二十余万石，近则递年加增，已买至三十余万石”（注：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清经世文编》卷37，户政十二，农政中。）。到清后期，崇明县“民间食米，皆仰给于上江”（注：光绪《崇明县志》卷6。）。 从李煦奏折中可以看出，清代江南地区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上游地区输入江南地区米粮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江南地区的米价波动。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太仓一念和尚聚众起事折”：“……至于苏松米价腾贵，一两六七钱一石，一因本地歉收，二因湖广客米到少，三因贪利之徒贩米出洋。”（注：《李煦奏折》第42页。）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八日“苏扬米价并进晴雨册折”：“苏州、扬州，因湖广客米到得甚多，所以米价仍贱，上号不出八钱，次号不出七钱。至于雨水调匀，田禾渐渐结谷，九月内定得丰收。”（注：《李煦奏折》第122页。）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苏州米价并进晴雨册折”：“窃苏州八月初旬，湖广、江西客米未到，米价一时偶贵，后即陆续运至，价值复平，上号卖一两一钱，次号卖九钱五分。今秋苏州丰收，约有九分年景，雨水亦复调匀，民情喜悦。”（注：《李煦奏折》第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