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1-0080-08 本文所说的华北平原指燕山以南，淮河以北，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渤海、黄海以西地区，包括宋代河北、京东二路全境，京西北路及开封府。唐后期、五代至两宋，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后，华北平原桑蚕丝织业的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有的学者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丝织业就逐渐超越了北方”。北宋时期，北方由于兵祸连绵，“养蚕和缫丝生产很多停废”，江南丝织业却进一步发展。至南宋，南方纺织业中心则“完全取代了北方原来几个老纺织业中心的地位”。（注：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11、124-125页。持类似看法者有章楷：《蚕业史话》，《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1982年第2期；周殿杰：《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重心在北方说》，《学术月刊》1982第9期；李宾泓：《我国历史上丝织业重心南移及其因素分析》，《经济地理》1989年第1期；王翔：《古代中国丝绸发展史综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页。）有的学者认为，中唐以后，中原地区丝织业虽仍在发展进步，但纺织业的主要地区为江南道、淮南道，其次为剑南道、山南道，言下之意是，中唐以后，华北平原的丝织业已落于江南、四川之后。（注：王永兴：《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理分布》，《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持类似看法者有郑云飞：《宋代浙江蚕业的开发》，《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赵丰：《唐代蚕桑业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卢华语：《唐代长江流域丝织业发展述略》，《西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自宋以后，两浙路蚕桑业的发展便凌驾诸路一路率先了。”即两浙路产品就产量而论大约跃居全国第一位，但在丝织技术上还没有达到北方的水平，至南宋，以两浙路为首的东南诸路丝织业不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跃居首位。（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629页。持类似观点者有黄业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史念海：《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67页；杨荫楼：《隋唐以前山东蚕织业述略》，《齐鲁学刊》1989年第1期；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笔者认为，有宋一代，华北地区的丝织业在数量与质量上都仍居全国前列，桑蚕丝织业重心的南移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并不同步。 一、宋代华北平原桑蚕丝织业的分布最具普遍性 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土质肥沃，暖温带气候，适于桑蚕生长，即使在两宋寒冷期，大体仍适宜喜温、耐寒旱的桑树生长；（注：《华北树林志》载：“家桑：喜光树种，喜温耐寒、耐旱、耐微碱。”中国林业出版社1984版，第149页。）华北平原劳动力条件充足，有着悠久的桑蚕丝织传统。长期以来，华北地区丝织业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副业，绢帛作为主要衣料，直至棉花全面推广以前，其地位不可替代。[1]正因当地桑蚕丝织业植根很深，具有顽强生命力，故历经破坏，仍可迅速恢复发展。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华北地区虽屡受战争破坏，但桑蚕业并未因此倒退或长期停滞。如河南宋州，其绢的质量曾与亳州并列为一等。安史乱中，张巡、许远坚守睢阳经年，及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注：《新唐书》卷一九二《张巡传》。据《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开元天宝中，宋州（睢阳郡）有户12.4万，共10县，则其州治至少原有万户。）受战争破坏最为惨烈。大历年间（766-779年），张谓诗《别睢阳故人》已称其“城池经战阵，人物恨存亡。夏雨桑条绿，秋风麦穗黄。”[2]（卷一九七）至贞元五年（789年）顾况写《宋州刺史厅壁记》时，这里更是“无土不殖，桑麦翳野。”[3]（卷五二九）说明这里的桑蚕业已经恢复。唐末、五代华北地区虽再受战争破坏，但政局稍稳定后，这里的桑蚕丝绸业又迅速恢复发展。后唐某僧人，曾从五台山出发，经河北、河南、淮南、江南、岭南，再经江南西道、山南至关中，“遐游江表，十有余秋，凡睹圣踪，并皆抄录”，其所遗《诸山圣迹记》于河北诸州着墨尤多，他盛赞定州“遍宜梨麦，又产绫罗”，镇州“绫罗□□，故不外求。物产肥浓，田畴沃壤”，“大凡河北道六节廿四州，南北二千里，东（西）一千里。……桑麻遮（摭）日，柳槐交阳，原野膏腴，关闹好邑。”（注：《英藏敦煌文献》第二册，斯五二九第1013页；文书年代见郑炳林《关于〈诸山圣迹记〉的撰写年代》，《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这里桑蚕丝织业的兴旺发达。 北宋时期，辽金少数民族经常入侵中原，“沿途民居园圃桑柘，必夷伐焚荡”，“御寒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4]（卷三十四《兵卫志》上）虽然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秋，判户部凭由司温仲舒言：“大河以北，农桑废业，户口减耗”，[5]（卷二百六十六《温仲舒传》）建中靖国六年（1106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5]（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但实际上这里作为桑蚕丝织业的传统产区，并未因战乱破坏殆尽。《宋史·五行志》有关此地区“虫食桑”和“野蚕成茧”的记载就颇多。（注：《宋史》卷六十七《五行志》载，嘉祐五年(1060)“深州野蚕成茧，被于原野”；元祐六年(1091)“定州七县野蚕成茧”；元符元年(1098)“槀城县野蚕成茧”；八月，“行唐县野蚕成茧”；九月，“深泽县野蚕成茧，丝纴成万匹”。《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载：政和四年(1114)，“相州野蚕成茧”。《宋史》卷十八《哲宗本记》载：元符元年(1098)，“真定府、祁州“野蚕成茧”。）仁宗年间河北都转运使彭思永，知瀛州时，就因当地植桑多，称“北俗以桑麻为产籍”。[5]宋人《过洺州》诗称洺州：“太平民产富，桑柘半郊原”；苏轼《和蒋夔寄茶》诗称：“自从舍舟入东武（密州），沃野便到桑麻川”；[7)北宋末年曹勋《过真定》诗称：“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河朔多桑麻。”凡此等等，也无不说明该地区桑蚕生产普遍存在。实际上，《宋史·地理志》对华北平原各路的桑蚕丝织业已有评价：河北路“茧丝、织纴之所出”；[5]（卷八十六）京东路有“盐铁丝石之饶”，“勤耕纴”；京西北路“丝纴漆纩之所出”，[5]（卷八十五）都足证此地仍盛产桑蚕，丝织业仍为家家户户的主要副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