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伯重,1949年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作者的文章《“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在本刊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作者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此集中作答,并对如何改进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这些概念包括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革命”、宋代江南的农业变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等;第二类则主要是经济史研究中各种主要的方法及其运用,这些方法包括历史学方法、经济学方法、其他学科的方法,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向其他学科学习,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才能使历史学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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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不少同行通过口头和信件,就文中所谈到的问题与我切磋交流。特别要一提的是,去年6月和9月在东京和台北,与拙文所涉及的三位主要学者——斯波义信、伊懋可(Mark Elvin)和梁庚尧先生——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尔后他们还分别来信进一步阐述其看法(注:斯波义信、梁庚尧、伊懋可先生分别于2000年7月8、24、28日来信(其中伊氏长信实际上就是一篇小型论文)。在会谈和来信中。他们对拙文提出的观点,或持异议,或予赞同,或加以补充。与梁庚尧先生面谈时,我建议他对拙文的意见写出发表,以供讨论。后来他写成《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刊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5月出版)。对于他们的积极回应,特致谢忱。)。这些回应表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确已提到日程上。为了把拙文引发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兹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此集中作一回复。这些问题可以大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第二类集中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的运用。本文把二者都作为研究方法来讨论。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则还要从“什么是经济史”谈起。

      对于“什么是经济史”,向来有不同的说法。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希克斯(John Hicks)则认为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Glarendon Press(Oxford),1969,p.7.)。由这两个定义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客观存在(尽管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济史研究也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当然也就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依照吴氏的解释,就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各种具体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注:以上参阅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吴氏指出:这些方法,英语常称approach,原意“接近”,即如何进入本题,或译“思路”。吴氏还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本文把重要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研究方法都作为方法来讨论,其道理就在于此。

      一、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辨析

      在对《检讨》的批评意见中,有颇大部分实际上出于对一些重要概念理解的歧异。因此只有首先澄清有关概念,相互对话才有基础。有的学者批评《检讨》的讨论是从概念出发,其实这正是本文所要大力强调的。经济史研究的是过去的经济事实(即过去的经济实践),而“经济事实的领域首先就是由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个领域”(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不对有关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就连所要讨论问题究竟是否属于经济史研究范围都无法确定,遑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注:不重视对概念的讨论,这是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正如德国史家伯伦汉所言:“史家本身对于史学之基本概念,既少所从事,其对外之观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学于是纷纷侵越史学之界限,视史学为语言学有之,视之为自然科学者亦有之,欲将史学视为政治学之工具者有之,视之为社会学之旁支者亦有之。”见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62页。)。下面将就学者们对《检讨》议论最多的几个重要概念及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一)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革命”

      《检讨》否认有“宋代经济革命”,一些学者对此表示不能同意,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经济革命”的理解与我不同(注:有些学者虽未使用“经济革命”一词,但他们对于宋代江南经济发生的变化的总体看法,实际上与持“宋代经济革命”说者(如伊懋可)并无多少差别。)。要更全面地理解这个概念,应依次弄清以下问题:(1)什么是“经济革命”?(2)“经济革命”的类型有哪些?(3)经济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什么?(4)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革命”?

      1.对“经济革命”下一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如布罗代尔在讨论“工业革命”的定义时所指出的那样,乃是因历史学家滥用“革命”一词所致(注:布罗代尔原话为:“人们往往责怪历史学家滥用‘革命’一词。”见费尔南·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22页。)。由于这种滥用,所以各位学者心中的“经济革命”往往有颇大差异。

      “经济革命”的概念,实际上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指的是“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注:参阅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迪恩执笔),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简言之,是经济成长方式的巨大转变。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检讨》中将“经济革命”解释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而非局部的和具体的经济变化。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一定是宋代的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代江南尽管在农业、工业、商业、市场、城市化等方面都有颇大的进步,但是除非能够证明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并不能说出现了“经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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