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50(2001)04-0031-04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作为二十世纪初叶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比较文化 的 开创者之一。他曾写了一部轰动西方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笔者使用的汉译 本是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下简称《新》），在此基础上，韦伯有一个雄心壮志，就是要 对世界上各大精神系统做一比较，以探讨何以资本主义只会在西方（欧洲以及北美洲）首先出 现。当然，韦伯在其著作中反复宣称，他的比较研究只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观察的结果， 这种角度决不是唯一的，并未排除其他的可能性。他对中国的考察结果是《儒教与道教》 （商务印书馆1995年10月版，下简称《懦》）。虽然韦伯并不懂汉语（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 过传 教士们的研究），而且在这本书中还存在不少常识性错误，但是韦伯所揭示的儒学（韦伯也称 儒教）与道家（韦伯分不大清道家和道教的区别，常常混用）的精神本质是深邃的。中国文 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也使中国古代商人具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企业家的独特品质 。对照上面提到的两本书，我们会发现，在韦伯看来，中国古代商人缺乏西方近代企业家身 上所拥有的一些东西，韦伯认为这正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职业观 近代资本主义职业观竟然是产生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一个词的误译，这不能不说是 历 史的一个幽默。犹太古文献《便西拉智训》第十一章第二十至二十一节说：“坚守岗位， 持之以恒，工作到老，不要羡慕罪人的得势，而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忠于主。主使穷人乍富 ， 此乃极易之事。”（《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8月版 页169）此处的“工作”一词本来 就是平常意义上的，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是，路德不这样理解，他用了一个德文词“Beru f”（中文可译作“职业”、“天职”）来译“工作”，使“工作”带上了伦理的意义。美 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学派创始人，也是韦伯研究专家帕森斯(Parsons)用英文Profession 和Calling来译beruf，中文可对应为“天职”、“呼召”。天职一词很有意味，比如说：“ 为人民服务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在心理意义上是接近路德的意思的。在韦伯看来，天 职观念构成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他说：“事实上，这种今日我们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 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 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新》页38） 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韦伯所揭示的“天职”观：它得自于信仰；它为人行于世提供了最后 的基础，让人知道是为了神圣的唤召而工作。这就是当年清教徒们的信念。这种“天职”观 决定了清教徒可以从事除政治以外的任何正当职业，尤其是工商业；而且，天职观念还加剧 了分工的出现，它使得每个人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公共利益而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会 符合神的旨意。当然，韦伯又指出现实的变化却最终改变了路德的初衷，后来的资本家甚至 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集体遗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铁笼”（韦伯语）， 人变成了急功近利者，个人享乐者，“天职”观念完全失去了它的宗教意蕴。 在中国，商人自始至终没有一种终极关怀意义上的职业观念。这是与中国古代商人的定位 联系着的。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 《 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与农、工一样 关系人们的生活。在先秦，商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很风光的，大家都有发财的欲望，如孔子言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土，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更 总结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住。夫千乘之王，万家之喉，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平?”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出了不少商家大贾，诸如弦高、范蠢、子贡、吕不韦之流。但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及经济 条件决定中国古代只能以农立国。自商鞅变法始，重农抑商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意识的主流。 在士大夫们看来，商人不事生产，专靠投机射利，巧取豪夺，引起人心浮动，甚至引起天下 的贫困。清末翰林院学士谢阶树就说：“今天下贫三而富一：君贫、臣贫、民贫，是三贫也 ；而富一，则商贾而已矣。”（《约书·理财》）本来具有社会意义的商业在社会主流意识看 来就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商人的目的就是一心赚钱，商人使用的手段就是诡诈。《韩非子· 备内》说“……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 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中国古代的文人士 大夫是社会主流意识的代言人，他们对商人的看法也就是整个社会对商人的看法，而最可悲 的是这种看法也被没有话语权的商人们认同。因此才会有“无奸不商”的说法，不择手段赢 利似乎是中国大多数商人的唯一目的。韦伯这样描绘中国商人：“中国人赢利欲的异乎寻常 的强烈和发展早就是不容置疑的事了，其厉害和肆无忌惮——只要不是宗族同胞——为其他 任何民族的竞争所不及。”（《儒》页115） 这样，因着社会主流意识对商人的看法，商人们虽然在发财时奋不顾身，但是他们本身对 自己的职业并无信心。中国古代商人从事商业活动往往是生计所迫，是生活的压力，他们更 向往的是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追求的是耕读世家。虽然商人中尤其明清以来多有穷书生弃文 从商，但文人士子的生活对商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倒不仅仅在于读书使人明理，而是因 为在中国古代人看来，文化里面包含着许多神秘的东西，文人士子身上有种超俗的魅力—— 卡里斯马品格。（读者可想家胡屠户教训未中举的范进时讲：举人们都是文曲星——参见《 儒林外史》第三回）这当中徽商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徽商是明清之际兴盛了几百年的商帮， 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在许多地方微商都建有自己的会馆。会馆中往往有各种对联以明徽商 心志，有许多都是关于向往读书的，现抄录两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