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司马迁的“善因论”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借鉴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毋俊芝(1959-),女,山西平遥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安建平(1960-),男,山西永济市人,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 山西财经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原文出处: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通过司马迁的宏观经济理论——“善因论”,对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善 因论”之理论体系包括开展多种经营致富的理论。这些经济思想对我国目前的农业产业化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01)05-0028-02

      伟大的史学之父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不仅是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不朽著作,其中记载和 体现的卓越经济思想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可分为宏观治国 思想和工商业微观经济思想等几大部分,而宏观治国思想从总体上讲,用我们当代的经济学 理论类比,就是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司马迁则把它凝炼、升华为“善者因之”的“善 因 论”。这一理论体系包括开展多种经营致富的“富无经业”论,农工商虞多业并重的“产业 结构论”,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生活的“自然之验”论,对国民经济不过多干预的“因势 利导”论等。这是对整个西汉前期近70年建国经验的理论总结。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农业逐步向产业化转变之际,研究太史公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 ,更会感到它与我们当前农业产业化的脉博是何等贴切!

      一、“富无经业”——农业产业化的基础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了许多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与经营、发家致富,达到“富埒 五侯”的素封之家的水平的例子,来说明“富无经业”的道理。他尤其推崇工商业作为致富 的门路,要比农业和手工业快捷得多。他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 如倚市,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意即要从贫穷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刺绣织锦不如倚门摆摊,这就是大家说的末业,然而它是穷人借其致富的手段。这一理论就 象是对我国近20年来农村经济改革、脱贫致富、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一种深刻描述。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提出是有它的基础条件的,这就是农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1978 -1984年,我国农业微观体制改革,普遍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重建了农户经济,确定了 农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地位。从此,农户摆脱了集体经济的约束,靠自己的劳动和经营 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他们不单单靠农吃饭,而是大搞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想尽各种 办法脱贫致富,发展生产力。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部分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各式各样的 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脱颖而出,生产力水平得到高度发展。看到这些事实,我们是否感到 太史公的“富无经业”论与当今农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呢?

      二、农工商虞多业并重产业结构论——农业产业化内涵

      所谓农业产业化,准确地说,就是农工商一体化,它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特定阶段,有 相互依存关系的某些部门或生产单位,通过某种形式,参与农副产品作原料的各种最终新产 品 的生产、加工、销售和分配的企业间或跨部门间的合作、联合过程。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客观上需要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和 制度的变迁,这就是工商业的介入。联系太史公的思想,我们对这一产业结构的变化会有更 深刻的理解。

      司马迁基于对工商业致富功能的认识和对当时工商业再度蓬勃发展现实的重视,肯定了末 业(工商业)和本业(农业)一样是正当的致富之道。他不仅论述了工商业对百姓个人发家致富 的微观效益,而且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这个宏观角度,也就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阐明 了农、工、商各业之间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 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都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 ,商而通之”。如果“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 少”。“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因此,他把农、工、商、虞四大经济部门并列为人类的“衣 食之源”。太史公这一产业结构论对我们今天的农工商产业一体化有着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 义。

      三、“自然之验”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律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一种来源于实践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它的产 生和发展虽然有多种理论基础,但都离不开物质利益规律、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利益驱动 是农业产业化的动力源泉,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基本价值取向转变的重要特征, 它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历史上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古典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 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抹杀利益原则,这种作用在构建农业产业化时显得尤为重要。

      太史公最推崇的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物质利益规律。他认 为这一规律是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动力,只要政府不扰民过重,放手让人民“各任其 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那么社会各经济部门的运行周转就会“ 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物质利益规律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调节社会经济,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关 系的重要规律。与物质利益规律密切联系的是价值规律,只要我们“道之所符”,物质利益 规律就会自发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物价水平也会“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在供求规律的 自然调节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达到均衡。司马迁以自己颇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语言 ,生动地描述了我们现代社会通常概括为“物质利益规律、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式供求规律 ”这三大规律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过程。他对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规律及作用的深刻认 识超越了两千年的时空,给我们以强烈的思想感受。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