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01)04-0031-03 自战国末年中国官俸制度萌芽兴起到秦汉逐步确立，厚禄养廉思想就此起彼伏地贯穿着中 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之中。可以说，贪官污吏自始至终是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难以治愈痼疾 。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的这一思想进行探析，以古鉴今，期能古为今用。 一、历史考察 厚禄养廉思想最先提出是在西汉初年。汉惠帝诏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冶而民赖之 ，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注：《汉书·惠帝纪》。）。重禄目的，在于吏治，在于益民。汉宣帝时，张敞、萧望之 言曰：“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 欲 洁身为廉，其实不能，请以会率增天下吏俸”（注：《通典》卷35《禄秩》。）。西汉的官俸支出占据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0 %。后王莽不堪其重，借口“与百姓同忧喜”将俸禄规定直接与年成丰歉挂钩，开了俸禄不 稳无保之先河，导致贪污受贿之风盛行。东汉中期后，官员的俸禄不断走向菲薄，一个百石 官秩的官吏月俸仅较一个佣工工资多数百文，出现五原小吏冬月无衣，“衣草而出”的不堪 局面。针对于此，东汉崔寔指出，自秦以后，一般官吏“俸禄甚薄”，“仰不足以 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作为官吏，总是临财御众的；令俸禄薄的官吏去“临财御众” ，犹之乎“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注：崔寔：《政论》，《全后汉文》卷46。）。稍后的荀悦也对官俸太薄表示 反对，他说：“公禄贬则私利生，私利生则廉者匮而贪者丰也。夫丰贪生私，匮廉贬公，是 乱也”（注：荀悦：《申鉴·时事第二》。）因此，他强调官俸相称，呼吁封建统治者必须重视官禄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政治 家仲长统也把“薄史禄”视为“危国乱家”的原因，曾大声疾呼：“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 少营私门乎?”（注：《后汉书·仲长统》。）。 唐朝也曾多次采取增借禄米料钱等措施。唐玄宗下诏说：“衣食既定，廉耻乃知”，故对 京师“文武九品以上正员品，今后每用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 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注：《全唐文》卷25。）。官俸增加必然加重财政负担，加之官员数量日益增多，致 使“府库仓储，竭于资俸，”“俸禄之费，岁巨亿万”。（注：《唐会要》卷67。）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出现拮据 ，加之“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竟“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注：《资治通鉴》卷225），以至于堂堂三品大员 刑部尚书颜鲁公“举家食粥”。针对唐前后期官俸相差之悬殊，冗官增加之多、俸禄支出之 巨等弊端，杜佑提出“极弊莫若省用，省用则省官”的建议，要求精简机构，减少浮费；晚 唐诗人白居易切中时弊提出“省官厚禄”，他认为“官省则事简，事简则人安；禄厚则吏清 ，吏清则俗阜”（注：《白香山集》卷47。）。为此要量赋制禄，提出了制定爵禄的标准，开始注意到俸禄开支要与国 家财政、人民负担保持适宜。 到了北宋前期，官僚贪污贿赂行为十分严重，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胥吏根本没有俸 禄，完全靠敲诈、贿赂和贪污过日子。为此，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益俸”“厚禄养廉 ” 之策。范仲淹提出：“养廉之方，必先厚禄”。王安石认为要使职业不驰，治道而兴，就应 提高官吏的俸禄。他还把历史上专靠贿赂等非法收入为主的吏胥阶层，一律改为俸给生活者 ，暂时结束了千百年来的一种不合理制度。而后宋王朝多次增俸，经过多次调整，到南宋后 期，官员的俸禄已经“七八倍”于北宋前期了。由此宋代在历朝各代中以厚禄而著称。但尽 管如此，物价上涨，机构膨胀，冗官迭出，官员欲望增长，厚禄仍养不了廉! 明朝以薄俸养官。清人任源祥曾说：“有明官制，上仿成周，而俸给则大远于古，额数既 少，又折支焉，甚非养廉之道也”（注：任源祥：《制禄议》，《皇朝经世文编》卷24，《吏政》4。）。故一些官吏均靠俸禄以外的不正当收入维持家计。京 官靠吃属下的空名阙额和接受贿赂，索取馈赠以致富；地方官靠对广大百姓正税外的层层盘 剥以救贫。这就势必造成贪官日增、清官日少局面，贪污成了明中叶以后习以为常的政风。 张居正为明代第一名臣，死后抄家，诸子兄弟藏有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而这还不及严 嵩家产的二十分之一。张居正既如此，何况其他诸官诸吏?! 清朝雍正皇帝，为了改变官员俸禄过低状况，采纳山西巡抚诸岷建议，推行“耗羡归公” 和“养廉银”制度。他一方面把州、县官员向农民多征收的赋税(主要是耗羡）收归国有，不许 各级官员任意多征和挪作私用；另一方面，又把这笔多收入的钱给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补 贴其生活和办公费用的不足。至此，厚禄养廉终于以建立“养廉银”制度而加以解决。不过 从往昔征耗羡到明发养廉，就总额而论，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许多。雍乾之际历任部院 大臣及地方大吏的孙嘉淦说养廉尚不及火耗之“少半”；有人更尖锐指出：“养廉者，其名 ；而养不廉者，其实也。”养廉既不足办公、日用、应酬之需，官员们只好另谋生财之道， 贪污腐败仍不绝于耳。 厚禄养廉思想自西汉兴起到清代建立“养廉银”制度，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成为历 朝各代上下之共识。如何厚禄养廉也是历朝封建统治者所必须解决、必须正视的难题。 二、特点剖析 从对历代厚禄养廉思想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发现其有如下几个值得研究和关注的特点： 1、厚禄养廉提出的原因 历代经济思想家和封建统治者均认识到经济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基础，官俸的低薄致使官员 尤其下层官吏“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上至三品大员刑部尚书颜鲁公“举家 食粥”，下到“五原小吏”“衣草而出”。战国管子就已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既然官吏“衣食不足”，那么廉耻又如何知晓?于是“上索下送，上下相蒙” ，官吏“俸禄微薄，无以赡家，必取诸于民”。他们从薄俸所带来的衣食不足，从而导致官 吏收贿行贿，甚而腐败成风这样一条逻辑线索分析，论述了厚禄养廉的必要性。当然他们所 提出的厚禄，只不过是维系官吏个人和家人必要的一种生活开支。而真正所谓的厚禄应是超 过正当俸禄之外的收入。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盛行的时期，这种做法更会加剧人们竞向 追求名利，并为此更加竞向贿赂、贪污。在传统的义利观下，封建思想家不可能也不会提出 厚禄的标准，这样就使得在实行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参照依据；同时也给封建统治者很大的 主观性和随意性，从而导致这一问题重要提出、重复解决而始终未能真正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