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雒春普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原文出处:
晋阳学刊

内容提要: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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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825.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1)05-0054-07

      由山西商人创始的山西票号,以汇为主兼营存、放款,集银行业的三大业务——存、放、 汇于一身,并使之进一步完善,堪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度因此而“执 中国金融之牛耳”。山西票号之于中国金融的创新在于开汇兑业务之先河,在于实施网络式 经营,在于使存、放、汇三大业务的有机结合,在于促进了高利贷资本向借贷资本的转化。

      (一)

      票号产生之前,中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近代金融机构,金融业的基本职能——信用与货币 兑换(以兑换为主)分别由典当和印局、钱庄(主要在南方地区)和银号(主要在北方地区)承担 。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的中国货币兑换业钱庄、银号,是适应其时白银与铜钱 共同执行货币职能的实际而出现的,前者主要收进银两兑出铜钱,后者侧重兑换块银和碎银 以及铸造银元宝。到了18世纪20~30年代,在京师、张家口以及山西的太原、汾州府一些城 镇出现了主要为工商业铺户服务的“账局”,通过办理存、放款业务,集中和分配资本,充 分借贷之间的中介。然而,无论是早年的钱庄、银号,还是后起的账局,都不经营银两的异 地汇兑业务。直至19世纪初年,埠际间的货币清算依旧沿袭着起镖运现的方式。

      在票号产生之前,商人异地贸易所进行的现银调度大多由镖局完成。镖局是一种以武力为 保障的为人运现的专门机构。镖局“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 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红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镖 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注: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凡 是存在过的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镖局是当时社会需求的产物,无疑有它的合理性。作为盛 极一时的晋商故里,山西为开设镖局之所在。“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 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注: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说文社民国三十二年版.)

      明清之际,山西商人遍布全国各大商埠,随着交易次数的越来越多和用银数额的越来越大, 由商人 自带现银来往于各商埠之间的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商业贸易的需求。另一方面在 山西的商业繁盛之区祁县、太谷地区习武之风由来已久,祁县是戴氏心意拳的发祥地,太谷 号称形意拳之乡。在需求与供给相统一的前提下,山西人开设镖局者众,安晋元在张家口开 办的“三合镖局”、王福元在内蒙三岔口开办的“兴元镖局”以及“志一堂”、“长胜”、 “三义”、“无敌”等镖局,迄于清末仍然存在。

      然而,社会的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叶,我国的商品经济和国 际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鸦片战争前,全国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茶、食盐七 种商品的商品值达到38762.4万两;50年间中俄贸易由135万卢布猛增到1316万卢布;同期中 国对欧洲的进口贸易额由554.5万两猛增到2710万两。与国内外贸易相伴而生的是货币流通 量 的迅速增加,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频繁调拨,原有的现金运送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 要,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商品经济的发展呼唤金融的异地拨兑服务。

      中国的金融汇兑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有唐一代,称为“飞钱”,系在京师长安业商的 各 地商贾与官商之间的一种拨兑行为。历经宋、元、明三朝,逐渐演变成商人和民间异地银钱 往来的“会票”。与此同时,金银异地汇兑的一个必要条件——民用通信诞生了。大约在清 嘉(庆)道(光)年间,亦即19世纪初,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的民信局开设于南北城镇之间,从 而结束了历朝历代只有传递官方文书的官办驿站,没有民间通信的历史。一花引来万花开, 各地纷纷效法,民信局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迅速遍布全国各主要工商业城镇,形成初具 规模的邮递网络。

      由于民信局的开设和发展,使得金银的异地汇兑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独具慧眼、敢领风气之先的山西商人把经营的目光投向了金融汇兑业。大约在19世纪20年 代初,平遥颜料商、西裕成颜料庄的总经理雷履泰因“深感平遥与京师间货款靠起镖运现, 既费时费资,又担风险。一旦路途银两有失,就会给经营带来困难。于是,他学习京城商号 和商人兼营会票的经验,萌生了在京晋商人之间用拨兑法代替运现的主张。先是为自身的货 款和利润调拨找雇主拨兑,后来雇主为货款调拨也找雷拨兑,这样就渐渐地兼营起京晋的会 票来。”(注: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4页.)日积月累,拨兑的的好处日益显现,兼营会票已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需 求 ,东(东家,亦即出资方)掌(掌柜,亦即负责经营的总经理)共同认定异地汇兑大有可为。于 是,西裕成颜料庄改称“日升昌”票号,专营汇票。雷履泰是商海老将,精于理财,日升昌 开业后,在雷的经营下很快发展起来。在巩固原有的往来客户的同时,雷履泰对晋商活动的 地域、经营项目、进销货地点作了深入调查,随即派精明干练的伙友到汉口、天津、济南、 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地 设立分庄,开展汇兑业务。相对于起镖运现的方式,异地拨兑无疑具有方便、快捷、安全的 诸多优势,因而很容易地就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日升昌打交道者由山西商人而外省商人,由 商而官。日升昌的生意可谓日升月昌,一派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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