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 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 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 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 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 、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 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 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 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 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 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 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 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 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 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 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 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 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 、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 区 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 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 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 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 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 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 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 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 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 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 ，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 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 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 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 （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 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 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 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 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 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 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 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 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 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 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 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 这 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 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 ；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 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 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 一 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 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 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 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 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 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 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 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 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 》：“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 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 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 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 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 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 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 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 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 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 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 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