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一 源头：包产到户先驱 1956年，正当中国农村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之际，这一年5月，26岁的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弊端，决定在该县燎原社进行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试验，并派县农工部干部戴吉天到燎原社组织包产到户试验工作。从开始试验的短短十个月时间变化很大，出工的人数不但多了，而且质量好了，人家说不要问哪一块土地是燎原的，你只要到燎原去看一看，他的“春花”特别好，他的“烧灰”特别多，就是燎原社的。 包产到户试点很快收到成效，当年9月，戴吉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并上报县委、地委，不久，燎原社的经验便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燎原开来，到1957年春，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 在温州农村进行这场包产到户试验的时候，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农村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况下，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便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批人的反对。 1956年11月19日，当时的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指责燎原社包产到户是倒退到小农经济的单干去了。1957年1月27日，李云河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予以反击。6月，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发动以后，从高层到地方，批判李云河与包产到户的文章便铺天盖地而来。1957年10月13日，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永嘉的包产到户。 在强大的“左”的势力下，这场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试验被掐灭了。 1978年，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以包产到户揭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时，历史已整整跨过了20个年头。 就因为失去了20年，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国家不得不准备用100年的时间去追赶。 历史走到了1998年7月27日，在永嘉上塘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畅言道：“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作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如今，昔日的燎原社所在地任桥村，正以其绚烂的色彩凸现在温州农村的新画卷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鲜活机制的促动下，从8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农民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办工厂、跑营销，如今该村的皮鞋生产企业已是遍地开花。而同时，任桥村的农业也得到稳步的巩固与发展。早在1997年，任桥村农民人均收入达10950元，是全国同期农民人均收入的5倍。 在温州农村，像任桥村这样的村镇随处可见，他们同样以家庭经营为起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温州模式的神话。 家庭工业、家庭商业、民营经济，这些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温州模式，难道与当年那场可歌可泣的包产到户试验不正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吗？ 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张仁寿评价说：“家庭经营和农户的职能，是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流传下来的最古老、也是最丰厚的一种组织资源，我觉得温州模式的生命力、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利用了家庭的功能，把家庭经营这种形式不仅用在农业领域，而且率先向非农产业推广，这就是温州模式的萌芽、胚胎、渊源。” 是的，正是激活了家庭这个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细胞，温州模式在以后的发展中才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许多年后，当以家庭经济为发端的温州民营企业群落又一次引起举国关注时，我们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那一场包产到户试验中找到了源头。 正是有了包产到户，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批具有市场创造活力的农民才从生产队和土地中解放出来，也正是有了这种对农村劳动力的解放，才有了温州农村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才有了百万农民闯荡市场的神话，才有了东方布鲁塞尔之称的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以及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村、温州商城和温州商人，也因此才有了今天温州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面貌。 历程二 嬗变：专业市场衰落 20世纪80年代初的温州，依旧贫穷和落后，面对人多地少的现状，一群人开始打起行囊，背井离乡，在将足迹踏遍神州之后，他们便将一张张订单带回家中。 这群人就是温州的购销员，在当时大约有十几万这样的人穿梭于大江南北，号称十万购销大军闯市场。 当时有人说他们像蝗虫满天飞，扰乱计划经济，也有人称他们为英雄，因为正是他们，七手八脚连推带挤地把温州推进了市场经济。蝗虫也罢，英雄也罢，温州最早被外界所了解，也就从他们开始，后来在浙江流传很广的“四千精神”，即“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就是由他们首先总结出来的。 购销员从全国各地拿来订单，便到温州的集镇上采购产品，集镇上的前店后厂在当时是很盛行的，一边生产、一边销售，再由这些购销员发往全国各地。久而久之，前店后厂逐步集中，也逐步专业化，像永嘉桥头的纽扣、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等。到1983年，温州当地便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 以十大专业市场为启动点的温州经济由此迈上了快车道，并带动了当地家庭工业发展，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经济特色。“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也因此被人称作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1986年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教授来到温州，在考察了柳市等十大专业市场后，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他启动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