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其固有的体制性原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正面临着如何退出竞争性领域问题。同时，民营企业由于机制灵活，迅速地发展壮大，正逐步成为了我国经济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两者此消彼长，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目前不少民营企业已经着手购并国有企业。尤其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温州地区，一些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地参与了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购并活动。如人本集团于1995年5月收购了河南西平轴承厂，同年8月又购并了上海中国轴承厂青浦分厂，12月份又整体购并了浙江省该行业的龙头企业杭州轴承厂。德力西集团公司继1999年2月收购上海整流器总厂后，又以合资控股方式购并了山东济南开关设备厂，12月份又整体收购了杭州西子集团公司。均瑶集团购并了无锡一家牛奶场。可见，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已成为转型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因此，如果能够在各方互利的基础上实现购并的话，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对于我国经济的彻底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国有企业的原有文化积淀，在购并过程中国有企业职工对原有身份的社会记忆很难消除，以至于在民营企业接管以后的磨合非常困难。尤其对于整体购并的企业而言，购并后的整合更成了购并是否成功的关键。为此，本文在对温州几家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的案例调查基础上，特就其中企业文化整合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体制转型期购并的特点 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因此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之间的购并，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购并纯属企业之间的产权交易行为，而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的行为，尽管从购并过程产权转移的角度上看两者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从深层次分析，有以下两方面特点： 1.新时期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不仅涉及到作为购并方的民营企业和被购并方的国有企业，还涉及到作为国有企业产权的人格化载体的政府，三方目标存在巨大差异。 作为购并方的民营企业，按照西方购并理论，购并方的动机往往是多元的。同样从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除了其固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外，往往还出于完善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自己的空间布局和利用国有企业原有的人才资源以及其他资源实现低成本扩张等战略考虑，有的也含有希望能带来广告宣传上的轰动效应目的。 对于被购并的国有企业来讲，往往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由于我国传统体制所形成的特殊利益格局，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但是企业职工自身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被购并对象的国有企业的职工作为博弈的一方，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企业是否被购并也需要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被购并的国有企业的职工的目标往往是希望企业被购并后能在不减少其实际利益的基础上保证其职业的安全。 对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人格化载体的政府来讲，往往是在国有企业面临着资不抵债的危险时作出出让国有企业产权的决策的。其身份既是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代表，又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政府组织。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购并过程中的目标函数是在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基础上希望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资产安全角度看，目前各级政府都已经深刻认识到国有企业固有的制度缺陷，长此以往，国有资产将流失殆尽，作出转让国有企业产权的决策就是基于这一考虑。而在具体的购并谈判过程中，政府的利益所在就是进行准确的评估，尽量避免购并所带来的资产流失，从而低成本地实现体制转轨。从社会稳定角度看，政府不希望购并后出现社会动荡。尤其在国有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一旦国有企业购并操作不当，容易造成极大的社会震动。因此，在许多地方，政府会要求购并方整体接纳原因有企业职工，并宁愿为此在资产利益上作出一定的让步。 从购并所涉及的三方的目标分析，三方都希望购并以后企业能够顺利运作并不断发展，这也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但是，毕竟这三者是各自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差异决定了各自的行为取向，从而也必定会出现某些利益矛盾。从购并方的角度看，总希望原国有企业的优秀人才能留下来继续为其服务，而对于国有企业的冗员，则希望能够进行裁减，优化企业人员组合。而从被购并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来讲，除了一些难以在市场上出售的专用性人才外，企业的优秀人才往往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新的工作，因而在购并后外流的可能性也较大；而在市场上寻找工作较为困难的非精英人员则往往滞留在企业内部。而对于政府来讲，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也希望购并方能够接收企业中的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弱质群体。同样在其他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差异所导致的行为取向的不同也是造成各自期望与现实落差的主要因素，所以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所涉及的三方利益格局决定了购并过程中高昂的谈判成本，也是导致企业整合困难的根本原因。 2.转型期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不仅是企业之间的产权转移，更是在我国转型期特殊环境下的制度转换。 从企业组织角度来讲，民营企业整体购并国有企业不仅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转移，而且意味着企业体制的根本转变。体制的转型要求企业职工的行为必须遵照新的游戏规则。在原有的国有体制下，企业作为一个职工利益共同体，其内部形成了特殊的利益格局，也形成了特殊的企业文化，从而也形成了国有企业职工这种特殊的身份角色。购并发生以后，企业职工面临着改变身份角色和适应新的制度环境的挑战，然而在整体购并形式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状况在原企业中得以延续，因此其对原有企业制度的记忆也难以在短期内消失，他们对购并方的合法性问题缺乏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这些国有企业职工认为其利益受到损失，就会引发其群体的不满情绪，从而增加了整合的难度，有时甚至容易引发对抗性的集体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