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在广东、浙江、吉林等省采访时发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私营经济“家底”不清，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私营企业头上戴着三顶“安全帽”。 ——戴“红帽子”。吉林省通化市民营企业发展局副局长王庆祥说，有一户纳税超过9000万元的企业完全属于私营性质，但由于长期挂靠在一集体单位名下，统计部门统计时将其列入国有企业行列。广东省工商局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处的陈福安反映，除原来“戴集体企业帽子”的私营企业外，现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让人很难看出是“国”字号还是“私”性质，名“公”实“私”的新“红帽’现象较为普遍。 ——戴“小帽子”。广东省工商局在调查中发现，尽管政策规定雇工在8人以上的经济实体都应属私营企业性质，可许多个体户做大后，雇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对外仍称自己是个体户，这种现象在餐饮、娱乐业中较为普遍。同时，一些中小型私营企业为逃避税收，长期以个体户名义存在。东莞一个生产电脑电池的私营企业主曾告诉工商局干部，私营企业最忌树大招风，比如他的企业去年实现销售额9000多万元，但对外却称只有4000万元，而且还是亏损，目的是要挡住许多收费的“婆婆”。 ——戴“洋帽子”。广州一集团董事长原来是广州本地的民营企业家，为给企业“镀金”，他出国到澳大利亚，并成为当地华人商会会长，去年以外商的身份回到广州，受到了省领导的接待。他承认，这种待遇在自己出国前是无法想象的。广州御银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高永坚曾在多家外资和民营企业工作过，他认识的许多私营企业老板手中都有“洋绿卡”，一些人把部分资产已转移到国外，一有风吹草动就出国办企业，过几年再以外商的身份回国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浙江省地税局税征二处处长边宏庆说，由于“三顶帽子”做怪，许多私营企业想红则红、需小变小、要洋就洋，给政府职能部门统计上造成麻烦，形成“水份”，比如一些中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在工商局多头注册，互为贷款担保，虽然企业名称有好几个，但实际就是一家企业。浙江省地税局一处长说，每年年检时，经常有许多人反映，有几千万资产的某某私企老板为什么不交个人所得税？税务部门一去查，人家却戴着“红帽子”，没办法，无获而归。尤其是许多餐饮、娱乐、旅馆等第三产业，为取得定额税种，老板多以个体户名义注册，再加上消费者大都没有索要发票的意识，税务部门难以掌握他们真实的赢利情况，造成大量税收流失。杭州一位戴“小帽子”达8年之久的餐饮业老板私下开玩笑说：“我做生意挣的钱连自己老婆都不告诉，还能让你们知道。” 广东、浙江、吉林等省的工商、税收部门表示，想要在这种情况下了解私营企业的“家底”，只能是“统计加估计”。据这些部门测算，目前，各地戴“三顶帽子”的私营企业至少占私营企业总数的15%左右，由此仅造成国家流失的个人所得税就占所有个人所得税的20%还多。 原温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马金龙认为，私营企业戴“三顶帽子”现象十分普遍，不少私企老板怕树大招风，都从根源上大大扼制了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使它们在表面上成为“永远长不大”的企业，在整个社会中，对发展生产力必然产生较大影响。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董明对私营经济有多年的研究，她认为，如果国家能出台相关政策，彻底消除私营经济“戴帽现象”，促使他们“光头”发展，那么私营经济家底就会浮出水面，企业产权将会更加明晰，国家税收也会大大增加。 董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参与者之间财产关系的明晰，以及相互尊重对方的财产权为先决条件的。然而，现实中，由于私营企业较其它经济形式所能得到的政策待遇要低得多，私营企业主便想出适应这种特殊环境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给自己的企业贴上别人的标签。即让自己的企业挂靠在一个全民或者集体的企事业单位，从而戴上一顶“公有制”外衣下的“红帽子”；借用一个子虚乌有的外资名义戴上一顶“洋帽子”；或干脆委曲求全以个体户名义戴上一顶“小帽子”。私营企业这种“戴帽”行为表面上看是不可理喻的，而且为此要付出一定成本，主要是向挂靠单位支付一定“管理费”，但其中隐藏着许多“好处”。比如不仅可享受公有制企业的种种优惠政策，办事也较“私”便捷得多，还可名正言顺地抵挡“三乱”骚扰，更主要的是为自己上了一份“政治保险”，从而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担惊受怕。 董明说，这种“戴帽现象”在给私营企业、挂靠单位和主管部门带来即期好处的同时，实际上给企业和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明显的：它使企业原本清晰的产权关系变得混乱，给国家、当事人带来很多麻烦，影响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企业改制中，给私营企业与其它经济成份企业进行产权融合、流动和资产重组时带来障碍；它也模糊了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界线，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地域和行业中的分布状况，从而影响了国家宏观决策，流失了国家税收；还为某些领导干部滋生腐败现象提供了“温床”。 董明强调，通过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市场发展环境，私营企业的“帽子”就派不上用场，新企业不戴，老企业要摘，“光头”发展，轻松又凉爽，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