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民营资本的话题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易登机商旅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据悉，这是民营资本首次进入中国民航机场此类服务领域。在壁垒森严的民航垄断领域内，民营资本凿开了一条来之不易的门缝，这无疑令一直为民营资本打破国有垄断“坚冰”而呼吁的人士感到欢欣鼓舞。 而近期的另一则消息也足以让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兴奋一阵。国家经贸委有关负责人日前指出，目前在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时（含公开募股上市的股份公司），国家将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选择地放弃控股地位，允许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控股。一些专家学者据此认为，国有股独大格局有望打破。 这些利好消息似乎预示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高潮就要到来。但是，在记者采访中，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我国的民营资本在进入国有垄断行业时，仍然还受到市场准入、政策限制等方面的困扰。 破冰垄断艰难 对于白云机场首次对民营资本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戴园晨教授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正确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典型意义。 据了解，中国目前民用机场有139个，大多数盈利能力不强，其根本原因在于垄断造成的成本过高。对于这一问题，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崔建国表示，中国新一轮民用机场改革已经开始，如果不更多地引进投资者，包括民营资本，建立灵活的投融资渠道，机场的重组改革将难以顺利进行。 显而易见，民航业界已经认识到外来资本对于民航重组的重要性，加大了引资的力度。不过，这一次又是国际资本走在了民营资本的前面。 早在今年年初，刚刚正式宣布重组的中国民航就有颇为大胆的新举措，外资在航空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将由过去的35%最高扩至49%，并可直接投资航空公司以及民用机场。今年内有关政策有望出台。6月21日，民航总局再次宣布：从今年8月1日起实施新的《外国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放宽了外资投资民航的比例，允许外方出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等职务。 相对于其他垄断行业，民航的上述举措无疑有些“前卫”。但是，这些举措让民营资本成了“局外人”，除了白云机场、武汉航空、海南航空等个别航空部门的某些业务之外，民营资本只能眼睁睁看着国际资本大摇大摆地出入民航之门。 “但事实上，有民间资本参与的垄断行业，往往都可以获得很大程度的发展。”金融界人士姜勇说。比如海南航空通过股市筹集了不少资金，这些资金基本上来自民间，海航股权结构中民营占了很大一部分。民间资本释放的力量使得海航从航空企业中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公司，一跃成为发展最快、排名第四的大型航空公司。 有关统计显示，中国目前民间金融资本的存量不少于10万亿元。但巨大的民间资本却并未进入投资领域，仅浙江省就有3500亿民间资金闲置。这些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本之所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有发展前景、回报高的垄断行业门槛高筑，民营企业很难进入。 准入壁垒森严 有专家认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一直面临着市场准入问题，这在国有垄断行业表现尤其突出。由于存在行业准入壁垒，行业垄断现在充其量只是打开了一个小缺口，垄断造成的弊端使得民营资本的潜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据报道，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待遇最低，所受限制也最多。就算在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很宽松的广东东莞，全市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1个。江苏省2000年银行对私营个体经济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仅为5.2%。此外，民营企业的税赋负担率比外资企业约高5个百分点。 早在去年的7月份，面对中国汽车业给民营资本设置的种种“路障”，前国家机械工业局局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名誉理事长邵奇惠就呼吁，如果今后对外资有了较为宽松的进入限制，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对国内的民营资本采取“歧视性”政策。吉利集团总裁李书福的一席话更让人感到民营资本的某种无奈：“外国人能在中国干汽车，我们自己人却不能干；用国家的钱干汽车，赔了可以债转股接着干，用自己的钱干汽车却不给干，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不过后来在第六批公告的轿车生产企业名单上，终于出现了民营的“吉利集团”。 李书福想不通的道理可以在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里找到根据。《“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中提到，国家将主要在军事工业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自然垄断的领域，占据绝对控制或支配地位，在石油化工、汽车、信息产业、机械装备行业和高新技术等体现综合国力的领域，保证少数重要国有骨干企业占有支配地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鼓励非国有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制。 对于上述政策，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季洁坦言，目前在银行、电信、保险等领域，我国仍实行比较严格的市场准入控制制度。国有企业对这些特定领域的垄断，已不能适应市场多元化的要求，抑制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顺利实现。他建议，国家应进一步放宽对民间资本的产业准入，逐步取消某些产业领域的垄断经营，在一些赢利水平和市场前景较好的产业领域，应尽快放开对私人资本的进入限制。对于基础设施及一些公用事业，也应缩小对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