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人力资本产权分析

      1979年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以年均23.9%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11.4%的增长率，（注：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计算而得。）被国外学者称为增长之“谜”。与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相对应，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却经历了一个速率递减的增长过程。应该说，乡镇企业产生于国有企业的缝隙之中，但短短20年间，却在中国工业经济中由原来微不足道的补充地位，到80年代末和国有企业分庭抗礼，90年代末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一批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一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同时近年来，随着“苏南模式”由盛而衰（注：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从1958年大办工业时借集体这个壳创建的。它的发展得益于上海、南京等毗邻城市的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辐射。应该说，苏南乡镇企业是在当年国有经济缺乏活力、短缺经济时代物质供应不足缺口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苏南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远比资源禀赋占劣的“温州模式”和“横店模式”弱，苏南乡镇企业更多带有社区公有制企业和二“国营”的性质，因此，笔者在下文分析乡镇企业机制优势时多以“温州模式”和“模店模式”为例。）的变化以及“温州模式”、“横店模式”（注：横店模式的乡镇企业是一种独立于行政权利控制之外的公有制企业，其产权结构一般为社团所有制（周其仁，1997。））的迅速崛起，使人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即同属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及不同类型的乡镇企业之间缘何产生如此之大的经济效率差异？经济学者关于两类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分析和讨论，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本文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人力资本产权的角度，对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作出解释，以求与经济学界同仁探讨。

      一、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近年来的有关文献和统计报告。这些调查统计报告和数据对分析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率的具体差异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针对性。笔者从利润率、资本产出率、劳动产出率三个方面对两者作全面的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国有企业的利润率、资本产出率和劳动产出率均明显低于乡镇企业。除了1989-1990年国有企业利润率、1989-1991年资本产出率略高于乡镇企业外，其余各年的各项指标乡镇企业均高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在1995-1999年间，乡镇企业的利润率大约是国有企业的4-5倍，资本产出率也是国有企业的2-3倍，这充分表明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率在国有企业之上。两者的经济效率差异尤其还体现在劳动产出率的差异上，从表中可知，乡镇企业的劳动产出率自1989年起一直领先于国有企业。另外，乡镇企业单位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在1993-1999年的时段上一般是国有企业单位固定资产实现产值的2-3倍。

      表1利润率、资本产出率、劳动产出率、单位固定资产实现产值的比较

      

      通过上述比较不难看出，在既定的体制空间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率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为得到一个总体的效率差异判断，笔者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两类企业分别取虚拟变量（工业总产值、固定资本净值和职工人数）进行SPSS回归，可得下式：

      

      其中，Y为企业的工业总产值，K为固定资本净值，L为职工人数，Di为校正系数，回归结果见表2。

      表2两类企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回归分析

      

      注：SOE、TVE分别表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

      上述回归结果的R和R[2]值分别为0.986、0.971(SOE)和0.912、0.831(TVE)，而F统计量值分别为135.632(SOE)和19.655(TVE)，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也就是说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从回归结果可见，国有企业的α值即资本产出率(0.454)明显低于乡镇企业的α值(0.955)；而国有企业的β值即劳动产出率(0.122)也低于乡镇企业的β值(0.125)。之所以劳动产出率的差异性没有象资本产出率这么明显，笔者认为关键的原因是两类企业原有员工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国有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文化素质都显著高于乡镇企业，因此，员工素质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两类企业职工的劳动产出率的差异性，从而造成了回归结果中两类企业职工间劳动产出率的非显著差异性。由上可见，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

      二、关于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若干解释和理论评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两类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韦茨曼和许成钢(Weizman and Xu，1994)从文化角度出发，认为乡镇集体企业的高效率是建立在东方式的合作文化基础上的。我们认为，文化因素作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效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与正式制度相比，这种作用是非主导性的。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如果体制安排和机制运行存在重大缺陷，单靠文化因素难以保证其高效运转，只有在产权界定和制度规范基本合理的前提下，文化因素才会凸现出来。如果东方的合作文化有如此功效，那么中国就不需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只要把这种优秀文化发扬光大，岂不也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了吗？再说，一种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同一区域内，这种文化氛围是共同的，其作用是普遍性的，为什么在同一区域内，这种文化只对乡镇企业发生作用，对国有企业没有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