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解释模式 西方自古代希腊始便希求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严格的因果决定论系统，将宏观到微观无一例外地罩在这恢恢天网里。星球的自转与公转，电子绕核的飞旋，每个人的穷通沉浮，意识的瞬间变化，数十亿水滴的涡流中一个水分子的行迹，一根细细游丝在空中飘浮的行踪，大千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每一步、每一刻、每一细节都尽在一道方程式的掌握之中。恰如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所说：“牛顿力学认为，在了解某一时刻的情况的基础上，原则上可以精确预测将来会发生的一切。世上存在着严格的因果网络，一切现象，从一个分子的极微小的跳动到一个星系的爆炸，都是在很早以前就连细节都定下来了的。正是因为这种力学观点，使得彼埃尔·德·拉普拉斯(1749-1827)宣布“假如谁知道某一时刻宇宙中的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他便掌握了所有的必要信息，可以计算出宇宙整个的过去和将来的历史。”按照这种严格的、完备的、以贯之的逻辑，哪怕是私心窃想，浪漫追求，某个新生儿小指左侧的一颗红痣，某个老官吏一个喷嚏打出的一颗烂了根的门牙，都是早经安排设定了的。这是一种在欧洲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成了普通民众无须证明的信仰；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也深信宇宙有一个统辖所有规律的中心规律，它是万有的井然有序、严格确定的总源。连伟大的爱因斯坦都用他后半生的主要精力证明宇宙的确定性秩序。在他们那里，一切都逃不掉绵延无绝的因果链条，精确无误的逻辑结构，四海皆准的严格决定论模式。总之，西方的拼音字，中国的象形字，汉民族的世界一绝——缠足，音乐家的一个装饰音，书画家的一笔飞白，贾岛的推推敲敲，对玛丝洛娃的十二次修改，八十岁哥德谈恋爱，硬汉作家海明威自杀，索尔仁尼琴重返俄罗斯，帕瓦罗蒂不与人上同一茅厕的怪癖，艾青戴一顶右派帽子等等文化艺术现象，都早已经载入历史“推背图”里了。 但大量日常经验提供的却是另一番景观。事物并非只遵行严格决定论、机械因果论、确定性原则，还服从某种不确定性原则、广义因果论、非严格决定论。虽然天体运行有极严格的秩序，但其每一周期的运行轨迹并不绝对相同，即自转或公转存在着摇摆、偏离。工业中被视为规范的标准件，实际上也带着公差。运行在固定铁轨的火车，每次都出现不可重复的上下轻微跳动，以上这类现象主要服从因果决定论、确定性原则，在极有限范围内表现出非严格因果决定论的不确定性。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成份极小，常常可以略而不计，因此习惯于以如下方式描述这类事件、现象：当一定原因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定产生某一结果，且只能产生这种结果。这是一类处于因果确定性关系中的现象。生活中还存在大量如下现象：当一定原因条件具备情况下，某一结果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表现出因与果的不确定性关系。我们把事物、现象、过程的这种不确定性叫随机性。一个圆球落地说不准那个点正朝上，哪怕是神枪手射出的这一枪也不能说必定中的，梅雨时分也无人敢担保明日定准下雨或不下雨，总体估量今年全国丰收，分开看，某地大丰收，某地丰收，某地平年、欠年或颗粒不收，表现为丰欠的空间随机分布。到了明年，可能丰转欠，欠转丰，或丰欠未变，这是丰欠的时间随机分布。世袭制并不必保皇帝个个无能，选举的总统也难能个保个称职，伟大作家不敢说下笔必定成功，也不能说那部作品一定传世。但这类随机的不确定的现象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只不过不是因果确定性规律而已。局部看，一时看，这类现象是一因两果或一因多果的。有不同程度的随机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如果令它们重复到足够多的程度，便可找到它们产生、变化的规律——一种统计规律、概率性规律。譬如一只骰子掷下，六面中的哪一面朝上，无论哪一次我们都无法确定。但掷的次数多到一定程度，便可算出每个面出现的次数是六分之一，即通过统计方法可以求出它们出现的几率。这种对不确定的随机现象的表达是一种统计概率描述。通过类似方法可以计算出初生儿成活率、失业率、转换率、成功率、中奖率、作家分布率，电影电视上座率、收视率等等，文化艺术领域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都适用于统计概率方法。还有随机性在那里占支配地位的一类现象，如一个热气团，一股龙卷风，其中每一质点的状态、轨迹都是不确定的，其中最典型的则是量子领域了。当人们涉足物质的微观领域的基本粒子世界，牛顿经典框架、可预测性、决定论都失去了效用。保罗·戴维斯说：“对完全可预测性的最重要的驳难来自量子因素。按照量子论的基本原则来看，大自然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海森堡的著名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在亚原子系统运行过程中总是有一种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美国物理学家阿·热认为，在量子世界“老天爷不仅仅掷骰子，而且掷的还是非常奇特的骰子”。平素掷骰子经计算得到1朝上的几率是1/6，得到2的几率也是1/6，而得到1与2的几率则是1/6+1/6=1/3。即求日常事件A与B的几率只需将两者的几率相加即可。但在量子领域得1与2的几率不是1/3，竟是介于0和2/3之间。尽管量子世界的每一基本粒子行为是随机的、测不准的，但量子物理学却可以给基本粒子群的不确定性以精确的数学解释。电子枪射出的每一电子落到电视屏的那一点是随机的、不确定的，但大量电子群的行为却是确定的，形成一个边界清晰的视觉图像。 以上是两种描述方式构筑的两种世界图式：一种是严格因果决定论的确定的可预知的图式；一种是广义因果决定论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预知性与不可预知性相统一的图式，我们认为，采用后一方式才可能为人类文化艺术的多元态势以更贴近的阐释。 多元举隅 人类根据内在需要的多种可能取向和外部环境提供的多种可能，不断创造、改变、提高其生存方式。但是聚居地球各处的人群选取的并不是同一道路、同一形态、同一模式，相反，从远古到现代，人类所建构的是一个多向选择、多元互补、多极竞争的人文生态环境。据研究，人类创造了八百至两千种原始文化。据丁广惠先生《中国古代民俗文化史·原始社会卷》所述，远古先民取火方法总体分为两类：撞击法，磨擦法。前者多以燧石、石英、黄铁石相撞击取火。后者又分火钻法，火锯法，火犁法。每一小类下边又可细分几种。原始的巫术神话传说表现出巨大趋同性，然而图腾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神话传说多采多姿，表现了先民想象的无羁。历史走了相当的一段路程人们才采用竹木帛纸金属材料蚀刻着画，而原始人群或在只能爬行进去的山洞的穹隆处做画，或在突兀的险峰运力，或在难以攀援的垂直崖壁上刻镂，神秘怪异的抽象与生命热力的喷发扭结一起，以其鸿蒙的浑豪借石向天地述说生命的大主题：我来了。不过根据岩画发现，先民是散在各处以不同的调性在述说。总之，人类社会生活刚从自然界脱化而出就呈现出多样性、歧义性、丰富性。考察人类历史，这种多样性、多元化并没有因社会发展、文化艺术演进而减弱、消失。相反，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愈是达到较高层次则愈呈现出更加突出的多元化、多极性、丰富性，它们与统一性、一致性、协调性互补，共同体现了宇宙自然的活力、人类社会的弹性、创造精神的旺盛。那种特别偏爱社会发展模式的化简，连续不断地一律人们意志，对多元多样的过敏嫌弃，对随机性的漠视，用一种模式去框定一切的过分执著，恐怕难免造成一种贫乏、空疏、扭曲的境况。 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同一层次社会文化的多形态性，同一形态社会文化的多级次性。同一层次的多形态性是随处可见的。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与法家文化；禅宗与密宗，中国禅与日本禅，藏密汉密，都是不同领域同一层次不同形态的文化。世界文化是由多层次的多种文化与多种文化的多级次构成的系统。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要是指以中国儒道精神为代表的文化和以古希腊罗马分析精神为主流的西欧文化，它们都经受了巨大时空跨度的考验，稳定地生存下来，它们涵盖的繁多子文化都带着它们的鲜明特色。中医与西医是同层次的两种形态迥异的医学体系，各有自己的理、法、方、药。长短互见，相互补充，不能相互替代，兴一废一，如左脑之于右脑。中医又可分为汉医，藏医、蒙医，也是各有独特价值的同层次多形态的医学文化。中国饮食文化与西方饮食文化也是同级异态大文化中的子文化。从构成、调配、烹饪、炊具、餐具、进食方式都有很大区别。就中国言又可分为京津鲁奥川陕多种派系。中式建筑以飞檐硕顶，雕梁画栋、刻金镂银而著称，横稳有余，夸饰着一种沉稳与繁缛；西式建筑多巨大高耸的圆柱配以直指上界的多形顶制，内顶有似苍穹的雄阔，不断地纵向延伸，讲述着崇高与华赡。西方哲学是认知的、逻辑的，它雄心勃勃，企望以数字的精确与逻辑的严密审视宇宙。东方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拒斥数学逻辑精神，对语言持着十分的不信任，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超验哲学。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根据脑科学进展，可以说西方哲学是分析左脑的哲学，东方哲学是直觉右脑的哲学。东方与西方的文学艺术是两种气质、精神、风貌。无论现象的描述还是规律的揭示都是大课题，要大功力。笔者只能做最浅陋划分（见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