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文体史研究 缘起和背景 1988年，评论家李庆西在一篇文章中说： 在一部分青年评论家的记忆中，1984年12月的杭州聚会，至今历历在目。这番情形就像一个半大孩子还陶醉在昨日的游戏之中。也许对他们来说，像那样直接参与一场小说革命的机会难得再能碰上了。① 文中所说的“杭州聚会”，是一次由《上海文学》发起的务虚性质的小说研讨会，拟就与小说创作态势和前景有关的颇为宽泛的问题进行磋商，但后来正是这次研讨会上搞出了一个名为“寻根文学”的运动和派别，这本身多多少少也令组织者感到意外。 尽管事情看来有点出乎偶然，或者几乎如李庆西所说带有一种“游戏”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84年，中国的小说思潮处在转变的边缘，即便没有一个“寻根文学”，这种转变也会以别的名目出现。 在这之前，我们曾叙述了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82年，小说艺术取得的各种进展。这些进展突出体现于使被政治运动中断了的小说规范有所恢复，称之为“补课”也罢，称之为“温习旧课”也罢，总之，人们开始重新运用过去若干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用而却被我们一度抛弃的常规手法写作，开始重新把小说写得像“小说”。这个过程为时不长，而且实际上也无须太长的时间，大体上，到1982年、1983年和1984年，大部分有一定写作经验的作家，对如何描述一个头尾连贯的故事，都可以应付裕如了，不至于再像1977年、1978年那样把故事讲得很生硬或很笨拙。 总起来看，“寻根文学”被正式鼓捣起来前，小说艺术处于某种养尊处优的状态。因为“文化大革命”后小说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人们可以很轻松地构思出通畅的情节，可以像30年代作家或19世纪作家一样运用自如地施展有关人物刻画的基本技巧，前几年捉襟见肘的局促和窘态已不再来打扰他们。在这个意义上，1983年、1984年两年的小说创作，就像是心满意足地照料自己门前草坪的中产阶级。我们读到的绝大多数作品，从技巧上说，都是既不好也不坏的作品；一方面，它们不像前几年小说艺术幼稚时期的作品，即便屡获殊荣，也仍然大有可以挑剔之处；另一方面，要说它们有何特异新奇之处，也是绝对谈不上的。可以说，一切都很习见。以1983年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为例，《围墙》、《抢劫即将发生》、《阵痛》、《秋雪湖之恋》、《兵车行》……等等，你必须承认它们写得颇为圆熟，但是在艺术上比之于前人究竟向前多走了几步却无法说清楚。这种状况，当张贤亮的《绿化树》发表时，我以为达到了极致：这部中篇小说把作为传统的小说叙事手法几乎做了一次集中，人物命运的悲剧冲突、精确而逼真的细节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内心独白、托尔斯泰式心灵忏悔、屠格涅夫式自然风景描绘……所有你曾经在传统小说中看到的因素，在这里都能看到，而且表现得都挺得当；问题是，你除了说它很像过去的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也并无太多可说的。 也就是说，“寻根文学”以前，小说在艺术上陷入了徘徊。每个人肯定知道，小说必须往前走，但是怎么走也还只是人们正在脑海里不断思索的问题。一条明显的现成的道路，是走向“现代派”，这种可能性早在80年代初就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包括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围绕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展开的书信讨论以及《文艺报》就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提出的批评，都属于这类现象；此外，创作实践中也出现了王蒙的那些借鉴意识流技巧的作品，所以应该说，小说衍向“现代派”的呼声相当高。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比“现代派”浪潮更早出现的，却是在文化上带有民粹色彩的“寻根思潮”。 这也许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许多现实原因都可能在其中起作用，就文学以内的现实原因来说，显然有以下两点在促成“寻根文学”上产生了有力影响。其中之一是自汪曾祺重新发表小说作品以来，以文化、民俗、风情这类角度切入叙事的做法取得了很大成功，有不少切实的佳绩。除汪本人的作品以外，像邓友梅的《那五》、冯骥才的《神鞭》、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都因以“文化”而越出于一般的写实作品格局之外而备受好评。另外，在汪的直接影响下还出现了阿城的《棋王》和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雪霁》、《白色鸟》这样一些作品。于是，借助某种文化色彩的浸染来谋求小说创作从题材到语言的新的美学趣味，是人们眼前都看得到的较好途径。作为第二个现实的文学原因，“寻根文学”这种意念的生成，与不久前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显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事件，提供了一个“第三世界”文学文本打破西方文学垄断地位的榜样，亦即以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绪、民族的技巧来创作民族的艺术作品这样一种榜样；实际上，还从来没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像马尔克斯这样在中国作家中引起过如此广泛、持久的关注，当时，可以说《百年孤独》几乎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作家的书桌上，而在大大小小的文学聚会上发言者们口中则屡屡会念叨着“马尔克斯”这四个字，他确实给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巨大震动和启示。 1984年12月的“杭州聚会”，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的，当与会者就“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这样一个主题展开讨论时，他们能谈些什么呢？客观摆在大家面前的话题就那么多：要么谈谈王蒙的“意识流”，要么谈谈汪曾祺的“文化的美”；要么谈谈反文化的法国“新小说派”，要么谈谈蹈扬热带丛林精魂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而这些话题彼此对比起来，王蒙的“意识流”显然不像汪曾祺的“文化的美”那样成熟、令人信服，“新小说派”的反文化则更不如“魔幻现实主义”所发扬的古老的民族精魂合乎与之同属非主流文化圈的中国作家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