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完全是学科本位主义的产物，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文学研究的深化。文化绝不只是文学的背景或“语境”，也是文学构成的整合性要素。如果说“比较”本身并不构成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和目的，那么，文化整合作用机制的发现和认识拟应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靠拢，应理解为它的新生契机而不是危机。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总阵营中最为敏锐求新也最为活跃多变的一翼，由于它处于多种语言文化和学科交汇要津的位置，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理论信息较快也较易，它往往能够先于一般的研究而走在学科探索变异的前沿，早一步预示出文学研究总体的某种变革前兆和发展趋向；从另一方面看，比较文学本身也常常充当跨越传统藩篱，探闯学术禁区的先锋角色（如果说这一点在西方尚不甚突出的话，那么在长久封闭后新开放的中国学界，比较文学作为应运而生的新学术群体，对于整个文学批评和研究界开阔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沟通国际信息方面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不容低估）。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比较文学发展中日益显露出的“文化化”迹象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知微见著或窥斑见豹的意义上为整个文艺学乃至人文学者提供某种有益的启迪。 一、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淹没”还是“深化”？ 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94.加拿大）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似乎前不久因概念的定义界说而引发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现在又以新的形式第二次悄然降临了。所不同的是，前一次“危机”是由个别学者大胆质疑而人为地引发的，此次“危机”却似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扑天盖地而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化”的兴趣盖过了对文学本身的兴趣，以致使人产生一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感觉。不仅热衷于理论的美国派学者大力提倡综合性的文化研究视角，就连一惯侧重于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的法国派学者也表现出对文化问题的浓厚兴趣。如著名学者伊夫·谢夫莱尔(Yves Chevrel(的主题报告《比较文学与心态史：竞争还是合作？》，就以明知故问的方式确认了文学研究与心态史学的交叉结合之必要性，并由此引申出一种他称之为“语境化”(Contextualisation)的研究方向。这个术语自然使人们记起弗莱在1958年国际比协第2届年会（美国·北卡罗来那州）上提交的论文题目《Literature as Context》①，从而意识到Context 也好，Gontextualisation也好，都意指由内向外考察文学的一种“离心式”思路，而文学的外围“语境”或背景总是被理解为社会的或文化的。就此看来，“语境化”的研究方向与“文化研究”方向非但不矛盾，反倒是殊途而同归的了。 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二次“危机”呢？如果说前一次“危机”只是比较文学自身面临的问题，那么这二次“文化淹没危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也可视为整个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吧。过去，比较文学曾被固守学科专业界域的庄重守成者视为咄咄逼人的入侵者；现在这个入侵者自己尚未确认的领域也被大举入侵了。反击与捍卫自然是本能的反应方式。 多年以前韦勒克就在他的著名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告诫人们说：应该划清文学研究与思想史、宗教和政治观念史以及情感史的研究的界限。“许多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著名人物，实际上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反而对舆论史、旅行报告和有关民族特性的见解报有浓厚的兴趣；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兴趣在于一般的文化史。文学研究的概念被他们扩大到等同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②他还确信地断言，这种不务正业的研究“在方法上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这种坚决捍卫文学研究自身特性的要求至今似乎已成了老生常谈，尽管还有相当数量的拥护者，但却无法阻挡研究者们越俎代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尝试。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第14界国际比协大会的主题就定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堂而皇之地让文学与文化攀亲结缘了。再看看下设的六个分议题，几乎都是在同韦勒克当年的谆谆告诫唱对台戏的：如“文学的民族个性”，实指文学的文化特性；“外国与本土的相互影响”，正相当于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传播(deffusion)与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问题；“文学类型、语言和文化”、“文学与其它文化表现形式”、“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多元文化的方法及范式”等，无一不可作为标准的比较文化课题。难怪会有人感到“淹没”，并由此而担忧新一轮的“危机”呢。继往开来的捍卫者自然不乏其人。加拿大学者瓦尔特·莫泽(Walter Moser)便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重新定位的问题》为题发表报告，重提保持文学研究独立性以防止学科淹没消失的话题。不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已显得温和、宽容了许多。捍卫的立场也已从文学的独立性退到“相对的”独立性了。 假如我们转换一下立足点，真正站到相对化的立场上，或许不难悟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完全是学科本位主义的产物。“淹没”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文学研究的深化。文化绝不只是文学的背景或“语境”，也是文学构成的整合性要素。如果说“比较”本身并不构成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和目的，那么，文化整合作用机制的发现和认识拟应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任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