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禁忌与记忆的消费 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心理体验中，八十年代的终结，颇类似于一场被陡然击溃的“伟大的进军”；而九十年代的到来，更象是在拔地而生、斩而不尽的文化市场面前所再次遭遇的全面溃败。于是，一种新的“断裂”说、一种新的关于终结／开端、关于中国大陆的现代／后现代的描述，清晰地划定了彼此分立的八十和九十年代。仿佛确乎是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以枪击事件完成的行为艺术作品《对话》，将“整个八十年代艺术送上断头台”，或者说是昭示现代主义的终结与“现代性伟大寻求的终结”①。那么，作为另一个八十年代先锋艺术的代表、《析世鉴》（《天书》，1987年）、《鬼打墙》（1991年）的作者徐冰，1994年归国的作品《是强奸罪还是通奸罪？》，则以装置－行为艺术呈现了另一个文化现场与文化现实：展厅中遍地抛置着众多的中、英文的书刊报纸，似乎是一个高密度的文化、文字空间，而两只剔去了毛的猪，则在这场地旁若无人地践踏、追逐、交配。在发情的公猪身上书写着毫无意义的英文字母，被逐的、“屈居下方”的母猪身上则密布“天书”。这是否是《天书》或《鬼打墙》的伸延？是否是《对话》与枪击事件的复沓？其中“文化不可交流”、表达与失语的“极度焦虑”、文化的荒诞与反文化、意义的颠覆，究竟意味着八十年代现代主义“亡灵”的东归，抑或是后现代文化的书写？精英文化溃败者的“狂吼”，抑或是非官方的中国大陆公共空间的出现？对民族文化的亵渎，抑或是对后殖民文化的反抗？这一颠覆、亵渎意义的空间，同时成了为多重阐释、意义所穿透的空间。 勿庸置疑，历史的断裂并非线性过程的终断，并非空间的清晰划定，而是在历史的断裂处裸露出的一个共时的剖面。然而，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变迁，尚不足以将八十年代的文化空间挤压为一个扁平的沉积带，并将其全部覆盖。事实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更叠，呈现为远为繁复的错综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社会同心圆结构的多重裂变，已然孕含着九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消费文化，浮现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权力裂隙；孕含着金钱作为更有力的权杖、动力和润滑剂的“即位新神”；孕含着文化边缘的人的空间“位移”与流浪的开始，以及都市边缘准“社区”的形成。只是由于浸透了狂喜的忧患、关于“世纪之战”的主流话语及指认的错误与命名的误区，这一切始终处于文化匿名之中。作为这一特定的误区，八十年代，徐冰的作品被指认为某种非意识形态、或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空间的出现，但人们所忽略（有意忽略？）的，是它始终与鲜明的意识形态行为相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忽略，正如刘裘蒂君所指出的，“《天书》和《鬼打墙》作为文化批评的颠覆性，实际上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与崇高的美学，延续了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反动与利用……。而徐冰的艺术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徐冰对文化／反文化的观点与现代中国史上的‘文化观’有何牵连？”②事实上，《天书》正是作为一种恰当的“包装”，成为八十年代末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作品：戴晴的《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的封面。而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当徐冰作品遭到主流批评家的讨伐之时，在北京重要的旅游景点，出现大量印有天书片断T恤衫，并饰有淡黄色的中国传统信笺衬底，不同于1991年夏季，一度牵动北京的“文化衫事件”③，印有“天书”的T恤，除了为少数青年学生辩识并穿着外，主要成了外国游客们的选购对象。对于后者说来，这只是一种小小不言的趣味消费，“天书”之原旨尽失。在“目不识丁”的外国游客眼中，中国的象形文字无一不是“天书”，古怪有趣、莫名其妙。确乎，徐冰1994年作品并非《天书》、《鬼打墙》的复沓；其中展现的不仅仅是文化的颠覆或象形文字的虚妄。如果说，《天书》的原名《析世鉴》显露出某种八十年代“伟大叙事”的痕迹，更象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寓言的建构，一种现实命题的转喻方式；那么，《是强奸罪还是通奸罪？》则在一种未必自觉的意义上，成为一种第三世界的文化寓言④。作品无疑以极为直观的方式，呈现了西方与东方、权力与欲望、种族与性别。不期然之间，徐冰“现象”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节点：政治与文化，边缘的抗衡与对主流的回归，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情结”，文化包装与消费，权力、文化诉求与东方奇观。 在整个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始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潜本文，始终是一个所指不断增殖的能指，同时是一个政治及表达的禁忌，一个意识形态的雷区，一个历史的写作、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不断地曝光、遮蔽并阻断的区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八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现实中，“文化大革命”更象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隐喻与转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封建法西斯专政”、“十年浩劫”作为文革的唯一代称、或曰隐喻，确乎是新时期的真切起点，而“伤痕文学”则成为新时期文化的开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文革的话语，构成了八十年代最为深刻的政治文化悖论之一。对文革的权威结论，同时成为一种关于终结与开端的权威话语，一种不容置疑“历史断代法”；同时，它却成了一个编年史、历史叙事的权力话语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困境；因为它划定了一个异质的、禁忌性的时段，一个总体性的图景因之而不复完满。相关的事实是，尽管“伤痕文学”迅速由一种异己的声音成为文化的主流，但其必然的延伸——政治反思文学却即刻触礁。对文革的反思势必成为一种历史的追问和现实的质询。因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禁忌，更象是一个转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了中国革命史、中国当代史、历史巨人毛泽东、新时期现实困境作为话语禁忌的指称。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整个八十年代文化正是某种转喻型的文化；一如历史文化反思继政治反思、并代政治反思而起；对现代化的讨论迅速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清算与批判。徐冰之应运而生，正是由于对一种转喻形态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种“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文化“修辞”方式。但八十年代后期，西化的宏观政治学——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精英知识分子所完成的对这一理论与实践合法性的阐释与论证，事实上以历史的诡计、或历史必然的方式，将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工业的机制引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现实之中。 于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在主流意识形态制空权的消弱与强化之间，在文化的“语词奔溢”与失语之间，在权力中心的无限扩张中的“内爆”，在边缘朝向“中心”的顽强进军与不断放逐之间，类似禁忌必然作为一个实际上空前脆弱而诱人的环节，被率先突破。因此，中国革命史、中国当代史与文化大革命的叙事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生产与复制，作为历史写作、作为禁忌与记忆；“文化毛泽东”作为一种新的、来自于“中心”与“边缘”地带的意识形态实践；由潜在到公开地，与文化市场、消费社会的浮现，形成了错综的抗衡、对位与合谋关系：一种鲜明的主流的、或抗衡的意识形态实践，同时是对意识形态的有效的颠覆与消弥，一种主流与边缘的共振中的裂解。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化大革命和“文化毛泽东”，作为不同的表象系统，成了一种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流行，成为一种具有特殊快感的消费对象。事实上，其作为一种多元决定、别具意味的对意识形态、禁忌与记忆的消费，正是中国大陆文化市场和“准文化工业”第一次成功地、大规模的、对文化时尚与流行的制造；同时，它又反身有力地推进了借助（挂靠）国家文化机器、体制而初露端倪的庞杂的“独立”文化“系统”和蓬勃兴起的文化市场，其中包括大量名目繁多的“文化公司”、音像公司、广告公司、形形色色的书商、星罗密布的个体书摊、大量的报纸“周末版”和众多的新创刊的学术杂志或“休闲型”杂志、国家电视台的栏目承包（“栏目制片人制”）、“独立影人”、以作家、艺术家名义命名的、批量生产文化消费品的“创作室”、“工作室”，“自由撰稿人”因此萌生并壮大。而这一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彼此重叠而又相对独立的“系统”和市场，则在不断拓宽着权力结构的裂隙，提供着某种亵促尴尬而充满生机的“共用空间”，或曰“类公共空间”。其间跨国资本对中国大陆文化市场的介入，则因其强有力的操作原则和金钱背景强化了这一对意识形态、记忆与禁忌——中国特殊文化资源的消费；同时更为深刻地裸露出九十年代中国在前工业现实与后现代文化、国家民族主义之轭与后殖民文化挤压、意识形态控制与消费文化的张扬间的困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