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评价 王岳川：当然，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可以认为，西方后现代文化美学时代是一个鼓励探索、允许创新和对可能性加以承诺的时代。它因取消终极答案而使个体不断发现世界和自身的新意义，使人不再盲目接受未经检验的美学信条，而是通过信息把握和行动去重新解释历史、本文与意义。后现代文化美学放弃了对同一性、确定性的追求，而追求差异和不确定性，使生活成为“泛艺术”，文化美学研究日益成为“文化批评”，文艺美学家变成了“文化批评家”。 后现代文化批评家以解构任何神话色彩的心境看待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反现代、反文化思潮，在思维向度上往往走极端：怀疑一切——怀疑历史、怀疑进步、怀疑终极之物、怀疑意义的本源性和确定性。这一悖论形成了后现代文化美学的悖论性格。 西方后现代的宽容多元性和怀疑否定性形成一种巨大的思想张力，使传统观念和僵化的意识话语出现了思维裂缝，这种思维层面的一元向多元的扩展，最终使后现代主义以消解中心价值体系而确定自己的“边缘文化批评”的角色。这种状况导致写作转型——由写国家话语到抒发个人话语；语言转型——语言不再负载沉重的意义，而变成一种不断超出游戏规则的“语言游戏”；阐释转型——对文本的不断再阐释和误读，发掘文本缝隙中的意识矛盾；最后，走向价值转型——极端相对主义使文中的价值判断和知识正义失去标准，消解人文精神尺度而走向以恶为美。对这种价值维度上的颠覆。是应该加以分析批判的。 章国锋：对于后现代文学现象，西方批评界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奉行的是一种“文化破坏主义”，“将导致数百年来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文学形式的取消”。后现代文学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取消各种文学体裁和品种的分野，摧毁文学作品的整体形态和美的形式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和不满。他们指出，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怎样写都行”的原则，对西方文学的萧条与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另一些人则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后现代文学是对已经失去活力的西方传统文学模式的叛逆，其核心精神是否定与社会批判，包括对现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否定，对传统艺术形式、结构、语言的摧毁，以及对现存艺术常规和审美模式的颠覆。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文本，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和可供选择的观照世界的方式”。这种文学“标志着一个多元化世界文学多元化进程的开始”，因而不应对它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 徐友渔：后现代主义是反对所谓再现论和镜喻观的，它不承认有一个客观的对象，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人的思想、理论不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它，像图画一样描绘它。然而，要为自己找到现实的基础或根据，就必须概括和描述现实的本质或特征。后现代主义坚持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这就造成了自相矛盾。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以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根据。然而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是坚决反对把科学的结论和方法引入哲理性思维的，他们把科学思维模式贬称为“科学霸权主义”或“科学沙文主义”，因此没有权力诉诸科学精神，此外，后现代主义者揭露主流意识的种种弊端，证明自己的主张更优越，比如以多元取代一元，以对话代替真理，等等。但后现代主义的宗旨是反对合理化，反对理性证明的，按照他们极端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他们的主张根本谈不上优越性。 后现代主义反对标准、反对规则，这就失去了替自己辩护的依据；它要解构一切，就使自己逃脱不了被解构的命运。显然，它在反对科学思维方式，反对理性的力量和作用，反对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努力方面，做得太过头了。勇于怀疑、批判和否定的精神在某个限度内是可贵的，但这不等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记者：后现代思潮70和80年代盛行一时，反映了西方发达社会的各种深层矛盾和危机，是对于西方社会制度合法性的“逆反心理”的一种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带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出现的。然而，由于它自身的根本弱点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它最终未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 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提高自己国家的综合国力，解决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希望。近年来，一个文化批评的新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欧美各国正在经受一次新的“价值观”的变革，出现了一股重新提倡基本伦理准则、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社会思潮，主张家庭、群体及社会的利益与稳定要优先于个人自由的所谓“亚洲价值”，也日益得到普遍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纵欲所导致的价值危机、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已使西方社会遭受到长时期的痛楚。一些有识之士惊呼，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最终会自己毁了自己。 可以说，后现代思潮在这方面虽然未能给出积极、肯定的答案，但其对于西方社会种种危机和堕落的“扭曲变形”的表现，却起到了一种促使人们认清这一社会制度的根本弊端的积极作用。据我个人的接触与了解，后现代思潮是导致美国政坛保守主义复兴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难从美国1994年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中看出这一点。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人类对于自身文明的前景，对于“应当怎样生活才更有意义”这类文化价值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了。把握住这一总的趋势，我们对90年代在西方已经凋零的后现代思潮，便可以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