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艺纵横 一、文革后文学的两个源头 被文学史家称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后文学，真正的勃起是在1978年夏天《伤痕》的发表。在这之前，从1976年底到1978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文学界忙于队伍的调整和更新，这期间在文艺领域的上空中，在那铅一样沉重的云层里出现过三只携带着春意的燕子：白桦的《曙光》，发出了控诉极左路线的第一声，这不仅在文艺创作中扭转了作为政治附庸的所谓批判“四人帮”极右实质的转向文学，同时在政治文化领域也捅开了几十年来人们积压在心底深处的对极左路线的仇恨，尽管白桦在剧本里对极左路线的批判还闪烁其辞，慢吞吞地在党史领域里兜圈子，但人们已经毋需指点而领会了文字背后的锋芒所指。接着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现在看来这部羞羞答答的小说跟半年后发表的《伤痕》相比，世故得多也软弱得多，但它毕竟用当时不曾引起警惕的语言和形象却引起了一般读者的深思，谢惠敏是当时道德文化教育出来的楷模，但她不是个政治性质的人物，对这样一个人物的揭露，较之对政治人物的批判更加具有涵盖量。再接下去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这篇作品的时间已经是1978年初，觉醒了的民族群体感情即将在文学创作世界中喷薄而出，不仅是一个科学家的命运和传奇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文本中对文革的正面描述，尽管也说了一些颂扬的话，但毕竟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性话语，而是给人们对它的自由想象留下了余地。 好了，当这三只报春的燕子盘旋在文学上空发出呢喃之声的时候，人们已经预感到滚滚的春雷即将在云霾里爆炸。1978年上半年始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冲突同样扣人心弦，我们只要排列一下这大半年间的政治文化和文学领域里所发生的大事，就不难理解这十多年来的文学史走向：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即引起了学术领域一场大辩论。 5月27日到6月5日，中国文联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国文联及五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 8月11日，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9月2日，北京《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始流传。 10月28-30日，剧本《于无声处》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歌颂了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 11月15日，北京市委正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6日，新华社正式报道，中共中央决定为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 12月5日，北京《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为《保卫延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平反。 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路线始被确立。 从以上的大事年表不难看到，这半年中北京、上海得风气之先，南北呼应，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政治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新时期文学以“伤痕”为起点而不是以别的作品，是因为伤痕文学在时间上极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向“两个凡是”的全面发难。事实上文学唤起了大多数人们对文革的仇恨和批判的激情，这种觉悟了的激情又成为否定凡是派的威力巨大的武器。新时期文学得以顺利发展的因缘之一，就是它籍着一种政治力量反对了另一种政治力量。这种政治与文学的默契配合，自然是两厢情愿的，尽管在凡是派失势以后不久，现实的改革步伐和文学上的改革理想之间也曾发生了不少摩擦；但是在支持改革开放这一既定政策上，知识分子始终如一的积极态度在文学创作中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把这种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过于积极的关怀意识视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那么，这种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还毕竟不是一回事。一种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又悄悄的开始滋长，它既表现出知识分子对现实改革进程的急功近利态度，也反映出他们对重返政治中心的虚幻热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然具有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自信，1978年一度出现的政治与文学的歃血订盟更加巩固了这种幻想，以后的一次次与现实的龃龉非但没有消解这种幻想的热情，反而是有过之无不及。在整个五四传统悄悄恢复的过程中，作家与学者也结成了同盟，一大批对现实社会的进步怀有责任感的学者投入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新意叠出的学术热情中，他们努力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勾通起来，使他们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就是一个推波助澜的运动。1985年到1989年，知识分子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张扬至极，甚至它的武器与70年前的知识分子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人道主义和来自西方的现代意识。 要解释这种现象似乎并不难，从历史根源来看，构成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作家来自两个时期：50年代和70年代末；同时有两个相对应的文学来源：被称为“重放的鲜花”的一批优秀创作和1976年天安门广扬上爆发出来的民间诗歌。这两种文学源流从表现形态上看没有多少区别，都是强烈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干预精神和主观热情，并且与以后形成的新时期文学主流是相一致的。尤其是50年代形成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价值取向基本上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无异，当这一代作家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时，五四传统的价值取向复活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单向思维模式的观照下，我过去一直深信不疑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在当代的主流地位及其不可取代性。但是，当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出版后，我原有的想法受到了怀疑，虽然这部书只是收集了大量资料而缺乏学术性整合和分析，虽然它偏重于对北京知识分子圈子里地下文学现象的收集而忽略了更原始更广泛的民间文学形态，但“地下文学”这一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它意味了文学史研究开始对公开出版物以外的文本加以注意，也就是意味了文学史领域除了主流、次流、逆流等概念外，还有一个潜在的文学结构，那就是处于不稳定状态下的民间文化形态。以天安门诗抄为例，这些作品显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分子利用民间歌词的形式来表达精英意识，但还有一类则是政治性民谣，单纯地宣泄了民间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如果以这样的思路分析下去，所谓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也可以分成两类：知识分子的地下创作和纯粹民间流传的故事、歌谣、手抄本。前一类的作品如白洋淀诗派、如《九级浪》、《波动》等小说，直接开启了文革后的文学创作——以《今天》为代表的诗歌和《公开的情书》等小说都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而后一类作品则要复杂得多，有些是从佚失已久的现代文学作品中转换过去，如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在70年代的民间手抄本里风靡一时，也有真正来自民间不平之音，如唱遍祖国大地的“知青命运歌”各种版本，还有更为等而下之的民间故事，如《恐怖的脚步声》等。这类民间创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可能比知识分子的创作拥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大的覆盖面。此外，民间文学的隐形结构无空不入，柔水克钢地渗透到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去，在文化专制酷烈的环境里依然发挥着自身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