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艺纵横 王晓明：这几天，读你的《江苏文学与江南士风》，我在给出版社写的审读意见里，谈了我的基本看法。可能我自己的阅读面有限，我觉得你的这本书，是这几年里我所读到的少数几部有特色的书之一。我不太清楚，以前是否有人把江南文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作为完整的文化概念提出来，系统的谈论它。你的书中，从早期苏州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讲到五·四新文学那一代，如叶绍钧、俞平伯、朱自清，然后讲到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再讲到最近时期的叶兆言、苏童。这几代作家，过去不断有人谈论他们，已经很“熟”了，包括我自己对他们中一些如高晓声都作过比较多的分析，但我从没有想到过从江南士风、文人文化传统这个角度去阐释他们。所以，我觉得你选择的角度，从文化和文学两个层面上，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费振钟：其实，这也是这本书的思路规定了的，不得不在这两方面都要力求兼顾到。 王晓明：就“文学”这个层面来讲，对朱自清的散文，对叶绍钧、汪曾祺的小说，尤其对陆文夫、高晓声等的写作中那些难以把握的精神现象，你提出了一系列的个人看法。比如对高晓声，我应该说比较熟悉，而你把他放在整个江南文人文化的背景下来剖析他的心理，比较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他的创作特点和局限。在我的感觉上，你对苏州、扬州等地方，也就是你说的“江南”的文人，他们的生活情趣、文化心理，好象有相当深的感受，了解得也比较透沏，在这方面看得出你读的书不少。我说从你的书里获益匪浅，这不是开玩笑的话。以前，我们对江南文人以及这种传统都知道一些，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你提供了不少具体明确的内容。具体地讲，我感受最深的是你对那些江南出身的作家的心理气质，所作的“文化”定位，象对苏童等人的阴柔气的解释，对陆文夫等人的“智慧”性格的解释，都有相当的准确性和说服力。特别朱自清散文的“女性化”，有人曾从南方的“性意识”角度去求解，很有意思，但总有牵强之处，你从江南文人历史上的女性化情态方面这么一讲，就讲通了；再如你对叶绍钧“写实”意义的探讨，据我所知，还没有谁从传统文人的心理品格上来解释他的“学实”风格，我以为你从江南文人追求真与诚，追求“内善”的思想态度方面所作的评价，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费振钟：老实说，既然挑选了江南士风、文人文化这个固定的视角，我只有这样分析他们，只有从江南文人的精神个性、心理气质去把握他们的写作心理的艺术趣味。但一个角度，就是一种限制，讲了他们“传统文人”的心理个性这一点很难顾及其它。我总担心，这样也许会丢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王晓明：这不应该成为问题吧。作为一部分，你就是这样来谈，其它方面当然可以不考虑。在你自己的那一点上谈得有道理就行。在江南文人文化的叙述上，我很同意你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总体看法。我以前一直跟教科书上的“公论”把晚明看作“资本主义萌芽”期，由此把晚明文人对自然本性的肯定，以及他们追求感官欲望、刺激的“放荡”行为，看作是中国新的人文主义的表现。后来又有点怀疑。感到这里面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套用到晚明文人身上，似乎不合适。你讲晚明文化是对六朝文化的“复兴”，你的说法是合理的。因为，在当时重重高压政治下和“来世”环境中，江南文人的路都被堵死了，对历史、对现实人生有一种恐惧感，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出路，就是回到“本能”。这种选择，对江南文人而言，不具有正面的挑战性，而是一种“自我”的放纵，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也是一种很深的末世情调。这基本上代表了江南文人根深蒂固的历史心态。 费振钟：我确实认真想过什么是晚明江南文人的“人文精神”。正如你所说，对那一时期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我是有怀疑。我认为，如果说在文人身上有什么“人文主义”的觉醒，那么也是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没有多少关系。他们对于个人欲望的肯定与放纵，对个性的自由要求，表面上好象打破了历史的规范，其实不过重蹈了六朝文人在酷烈政治下走过的颓废主义的老路。所以说明“复兴”了六朝文化，还不如说“复苏”了江南文人的精神历史。当然，我对晚明江南文人“人文精神”的认识，不一定完备，甚至只抓住了其中的一、二分，但不论怎样，我觉得即使是文人文化，也有很多具体内容；尤其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人文现象，更有其具体的特征。从具体的现象着眼，可能看得更准一点。 王晓明：这也是你写作的一个特点，不泛泛地谈文化传统。因为文化传统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身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从“江南士风”这一点来认识文化传统，并且抓住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概括“江南士风”的特质，这就把“文化”变成了很具体的东西。其中，我对你讲的六朝“文学之士”及其“纯文学”挺感兴趣。记得你引证钱穆先生关于建安时期“纯文学”产生的论点，说到了六朝时期“文学之士”才成为更加职业化的写作集团，“纯文学”也才大批、独立地出现。六朝以后，之所以在江南有“纯文学”的繁荣，恰恰是因为当时江南文人追求个性、追求感官享乐、张扬欲望，这样文学才彻底从“载道”的格局里走出来，成为表达个人情志欲望的文学。我最近由于在写文学史，产生了一个想法。过去一般讲中国文学的起源，从先秦开始，是《诗经》和《楚辞》，一南一北，两个源头。我想，不论《诗经》是“现实主义”，还是《楚辞》是“浪漫主义”，但从它们中阐发出来的一套文学观念，其实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载道”。由《诗经》生发的孔儒理想不用说，《楚辞》抒写政治不平，从某种意义上同样也是“明经”、“载道”的路子，经过解释和阐扬的《诗经》、《楚辞》的政治功利性都很强。它们实际上代表了士阶级文人在文学以外的政治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和依据，文学只不过是他们实现政治现实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影响极明显的传统。但是，我觉得这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传统，那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子提供了一种文学的寓言形式，一种非逻辑的精神表达方式。其实，它们在庄子那里，不单是一种文学形式，而且是一种生命形式。庄子的思想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表现，如果用孔子的“论语”式，或者孟子的论辩式，那就不对头了。庄子的思想恰恰是非逻辑的，或者是反逻辑的，他是一个“消解”性的、非功利的文人。从这一角度看，文学对庄子就不是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命的姿态和目的。因此，庄子开启了另外一个文学和文化的个人化的传统，这一文学和文化传统成了表现与保留与所谓正统的、主导的思想潮流不合的“异端邪说”的基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