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至1986年，中国文艺界曾兴起过一阵“文化热”。事情首先是由一批青年作家的“寻根文学”创作发起的；尔后，文艺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入了这场文化大讨论。热潮虽已过去一段时间，影响却至今犹存。讨论的结果，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出了一些成果。 广义地说，文化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凡是人类文明的活动及其产物，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尽可囊括其中。狭义的文化范畴，则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及其过程的活动。按照我们的理解，文艺研究中所指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 那场讨论在文艺界引发人们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于是有一批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文章问世，形成了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这种研究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1、全貌鸟瞰：在文化研究热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力图描绘出某一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大轮廓，诸如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之探讨（或曰中国文学艺术的文化选择─—正向的与逆向的），中西文化与中西文学之比较，以及种种关于文化精神、文化形态、文化结构、民族文化心理与文学的关系。如此等等，基本上可分为概貌的与理论的两大块。这类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一般都具有历史大跨度的特点，或探求文化形态、文化发展根本特征的意向，大体属文学文化学的宏观研究。其中的若干问题，可以说并不是新设的，而是近现代以来曾经反复探讨过了的，当然现在的研究有新角度、新观点、新方法，带有新时期的历史烙印。它们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种种关联中去寻找其对文学的影响与改造意义。这些文章因其论题大，包容广，大多还只能是一种鸟瞰式的勾画。 2、断代分析：王培元的《关于中国现代反帝爱国文学的思考──从中西文化冲突出发》（《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王文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上分析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与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政治经济方面的侵略与被侵略，文化思想方面的先生和学生关系并存。西学东渐，引发着中国的有识之士急切向西方寻求真理，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并因此导致传统文化的蜕变。在近代，由于反帝救国核心任务的制约，在文化蜕变的进程中，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被爱国救亡呼声淹没，形成近代文学的反帝爱国基本主题，文学中燃烧着政治热情和国家意识，如谴责小说中强烈的革除弊俗，鼎新政治的呼声。“五四”的先驱者们才明确地将反帝的民族解放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紧密结合，并表现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与民族振兴、社会改造的统一。“五四”文化的中心，由近代的政治与国家，转到以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西方近代意识为武器，投入批判封建文化的运动。因此，“五四”文学的特点是文化批判、思想启蒙，批判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腐朽荒谬，及其造成的愚昧、麻木、落后的民族文化心理。长足发展的是反封建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主要不体现为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抗议和对祖国的热烈赞美，而表现为对“民族劣根性”的痛切暴露抨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诀绝抛弃。 3、艺术手法的文化学研究：宋耀良的《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的题头有几句诗：“中国是东方文化的汪洋大海／驶入其中的任何船只／都会因故偏离航线”，表现中国文化的对外来事物的消融改造。意识流手法，作为改革开放年代“首批从西方驶入中国文学内湖的红帆船”，必然要被中国文化改造而东方化。这个被“化”的过种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技巧的模仿和搬用，如时空的大幅度跳跃，描写视点的高频率转换等。由于与中国文化的温柔敦厚主导倾向和恪守平和中允的审美特征发生抵触，因而时空、角度等形体方面变换过大的那种小说很快不再流行。第二阶段，意识流既进入心理领域，又步入外部社会现实，二者有机地糅合，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学表现形式──心态小说。它是中国习惯审美方式与西方新表现技法、现实主义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段的结合、表现生物与我、内与外、形与神的融汇，这才是真正的意识流东方化的开端。第三阶段，由注重表现心态到深入剖析和表现民族文化心理，挖掘民族深层的心理意识，这是东方化的深入。在东方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意识流文学的三大特征：其一是心灵之感与自然之象的吻合，消溶了内外世界的界限，内心与外物交织一起。其二是情节发展与情结开释相交织，显示出特有的东方的优雅和节制，意识在定向范围内有节制地流动、扩散。其三，当代意识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相贯通，不仅勾画出当代意识的渊源与表现，又构成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洞照与剖析，对糟粕与劣性的批判和鞭挞。 4、作家与时代的文化研究：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从盛唐文化背景出发去探讨李白诗歌的独特魅力。盛唐文化的繁荣乃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李白恰逢这两种文化交流的高潮，加之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盛唐期间，南北文化交汇融合，形成文质兼善的完美境界。李白以他的经历，早年受过蜀中华美文化的启蒙，又得荆楚文化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充满浪漫情调的薰陶，后又受北方文化贞刚之气的影响。而且这些都是李白从亲身的经历中直接地实实在在地获得的，终比纸上学来更为亲切自然。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各种宗教输入带来的各不相同的思想、文化、异域信息造成的思想活跃局面，域外音乐舞蹈美术传入造成的绚丽多姿景象，由此造就盛唐文化的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如此等等，对诗人李白心理气质的薰陶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加之李白幼居中亚碎叶，西域文化的洗礼使他易于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接受异端濡染；成年后在长安又亲身接触外来文化，感同身受。盛唐文化的博大宏放，自由不拘、灿烂辉煌，化为李白的血肉、骨骼、灵魂、精神，使李白在气质才情上充分体现了盛唐文化的特征。因而李白诗歌的最突出之处是以气胜人，其气奇、气逸、气壮，有骨气、有气象、有气势。气奇使李白诗歌呈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其艺术形象不可思议地想落天外，令人惊讶叹服；气逸使李白诗歌表现出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诗风飘逸不群，才情不拘；气壮使李白诗歌具备了充分的乐观与自信，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处世，即使写“愁”也是浩然壮气充溢，纵肆无涯无际。李白诗歌的凛然不倨气骨正是盛唐时代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上升带来的对人的价值、人格力量和自信心的肯定表现；恢宏超迈包孕天地日月的气象直接源于盛唐文化的博大深广；大气磅礴奔腾回旋的气势也植根于盛唐文化的自由活泼，不拘小端，要言之，李白乃是盛唐文化的儿子，决非什么上天的“谪仙人”；李白诗歌实实在在是盛唐文化的产物，其不可思议正是由于对盛唐文化缺乏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