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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辰作“一麦二夆”，段玉裁则作“二麦一夆”，皆不足为信。今人多从“一来二夆”，释夆为锋。然许慎明言来为有芒之麦，则此麦唯一麦一锋，别无异种。据此，许文“一来二缝”当是“一来一夆”之误。至于麦，许释“芒谷”，字“从来”，“从攵”。此与来为“瑞麦”及“一来一夆，象芒束之形”正合。则来、麦为一物甚明。清人朱骏声、近人叶玉森以及今人康殷皆以麦为行来之来本字，此说实谬。 来字在殷墟卜辞中屡见。考卜辞之“来”，大抵有五义：一是行来，来至，往来，如“王来正人方”（前2·15），“癸丑丁自甘来”（乙·1010），又卜辞屡见“往来亡灾”；二是未来，如“自今辛至于来辛有大雨”（粹692），
四是指麦，如“鬳上甲来”（甲·2805），“登来乙且”（粹·908），“登来于二示”（库·106）①；五是地名，如“今日不雨在来”（甲·242）。
后世对来为小麦之说似无异论。考之甲文来字形制，亦可为证。甲文来字象形有三个特征：其一，麦秆直竖，说明其茎较硬；其二，叶有倒折，与禾黍等字形有别；其三，末端有短横指穗，此与末、本等字造法相似。我国原产的燕麦、荞麦都是散穗形，与上述情况不类，可以排除。而在诸麦中，与小麦形态接近的有大麦和黑麦，但大麦秆叶稍大而软，麦穗有弯垂之象，不同于来字之形。至于黑麦，其栽培不广，当不在可能之列。因此，可以确认，来为小麦无疑。 来既为小麦之名，何以用为行来之来？许慎说的“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自然是神话传说，但在古代，人们却以为是真实可信的。故许说自有他的根据，因为自古相传麦子是周先祖受天所赐，而在许氏之前即有刘向“始自天降”的记述，又有《诗》“贻我来牟”为证。人类文化的历史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神话与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真实的历史。中国自古传说麦自天来，这一文化现象本身至少反映着这样一种可能：麦非中国土产。而麦名的来用为行来之来，正可以从语源、字源方面提供有力的佐证，表明小麦外来是历史的真实。张舜徽先生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小麦之名的来用为行来之来，是因为“麦种得自外来”，这是对许氏所谓“天所来也”的合理补正。但张氏所说的“外来”是指“古人就周土而言”，他认为周先祖始得麦种于“中原之地”②，则此说有误。根据农学史家考证和科学研究的结果，小麦的原产地在西亚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距今已有9000年的栽培史。中国小麦来自西域，证明许慎的麦种“天来”之说并非无稽之谈。原来，一个古老的汉字竟蕴含着一段真实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奥秘。 麦字从来从文，李孝定谓文象麦根③，不当。康殷谓麦“从文以示行来，来声。本为往来（动词）之来的本字”④。康氏以麦为形声字，并非必不可通，来、麦本可声转，如里之与埋。必欲言之，亦可视麦为“从来从攵，来亦声”。然其认为攵示行来而定麦为行来字，则不可从。看来，辨明攵在麦字中的真正含意，是确定麦字原义的关键所在。 康殷先生在其《新论》中详细分析了古文字中止形字的形义，以其方向之不同及个数之多寡分别表示向前、向后、回旋和迟速等运动，不无可取之处，但他企图用某种固定的图式来解释古汉字的形义则不足为法。先民造字，绝非一时一地一人之所为，况文字发展，屡有演化，或繁或简，或分或合，或变或误，一形而多用、一字而异制者相当普遍。因此，汉字字形的表义，并不遵循单一的通用模式。关于夂，康氏认为是“示物体向后方观者所在运动，复回”⑤。在分析降、陟二字时，他把“阜”视为“升降符”，说如无阜形，则夅“只能表示平面活动，即向观者走来”，而步“只表示向前方行去”⑥。此说非也。阜的古文字写法实为山字之侧竖形，如
（堆本字）为丘之侧竖形，乃同形而异置，其本实一。《说文》：“阜，大陆也。”乃指高陵大山。阜作为偏旁是用来表示所在和形貌的。在陟、降一类字中，阜的作用是借山陵之形以示部位之高，并无动作升降之意。其表示升降的是动作的主体——能行走的足，而足行的方向则要看足趾的朝向。因此在陟、降字中，步、夅才是确定字义的主要意符，也就是原始形符。而阜只是行为的对象，是附加的辅助意符。根据汉字发展规律，步，夅应当分别是陟、降的初文。陟为升登，其所从之“步”，甲、金文全都足趾朝上。前行与上升义本相通，步既可表向前行步，亦可表向上升登。且表升登之字，并非一定要借助阜符，爬、跋、攀、登等字皆不从阜，而全有升登之义。相反，诸如陆、陵、阳、陈等字皆从阜，却并不表示升登．《说文》所收古文陟字不从阜，而作
，即从人，从日，从步，此亦可为陟之升登义不在阜而在步之一佐证。步与跋、爬、攀古皆读重唇，则以音训之，步亦有上跋之义。俗言“步步高升”、“平步青云”、“步入云天”，亦证步有升登之义，非独平地前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