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17日、4月21日本报分别摘发了毕可生和聂鸿音关于文字改革的商榷文章，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现摘发江枫一文，以使问题讨论进一步深入。 毕、聂两位先生的争论并不仅是一个专家圈内的纯学术问题，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及子孙后代文化生活命运攸关的大事。 文字改革有良性与恶性之别，良性改革如小篆之于大篆、隶书之于小篆。而目前的改革则包含着恶性因素。首先是拼音化道路的大方向，部分汉字的简化是按同音假借的方式处理的，如把干戈的干、骨干的干和干湿的干都规定为同一个“干”字，在流产的方案中还打算要用迂腐的迂来兼并遭遇的遇；其次是割断传承关系的破坏性部首或偏旁的强行压缩统一，如用一个“又”字去取代汉、仅、戏、轰、双、对、邓、劝、圣这些字各不相同的结构成分。 文字的恶性简化导致语言的贫乏和紊乱，表现在词汇上也有了“流行色”，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谦敬、尊卑色彩，颠倒使用或错用成语、任意省略，以笼统、模糊的词替换准确、具体的词，以及大量吞没小词等。 对汉语字词数量作人为的强行砍削决不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推行同音假借、摈弃表意特征性和对应原则的汉字简化，已经损害了汉字和相关文化的正常历史传承，使得当代中国人在文化上，首先是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本身孤陋寡闻。实践证明，目前实施的文字简化已经导致我国民族文化水平很大程度的倒退。如果继续坚持，势必殃及子孙，成为历史的罪人。 （《东方文化》1994年第5期 江枫文。本刊转载自《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