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传统文字学观点认为六书乃造字之本。本文从六书理论的缘起和功用来分析，提出以下个人见解：1、六书理论主要为训诂而设。许慎《说文解字》基本体例是先列古文字形体，次释字义，后说字形，其说解字形全为释义，可见是研究经注的结果，是为解经而著。2、六书中的后二书转注和假借是文字应用中的特殊现象，不能单从形义联系来看问题；而前四书虽是分析汉字形体构造的条例，但目的不是据此造字，而是为了因形求义，达到训诂目的。3、六书理论适宜于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学和六国文字，但是至今仍是研究汉字的基本理论，我们应加以改造，科学地运用。 关键词 大文字学 六书 二书 四书 训诂 字之体 字之用 六书说是传统的汉字理论，班固称之为“造字之本”①。其实，其中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同汉字的形体结构有关；其余二书，转注和假借，与此并无直接的关涉。假借字或转注字仍可进行形体结构的分析，分别属于前四书的某一种。戴震称前四书为“字之体”，后二书为“字之用”②，分属不同的层次，甚有见地。然而，对于后二书是不是造字之法，历来就有争论。近年来主张其为造字之法的文章，数量上很占优势。这种争论对于认识的深化或许不无助益，缺点是有些文章太过专辄、主观片面，片面的主张徒乱人意。我们认为，仅从狭隘的文字学的角度看待六书是产生片面性的根源。实际上，从其缘起和功用着眼，六书理论主要为训诂而设，并非只为文字。只有从大文字学的立场看问题，才能得其全豹。 一、六书说在传统小学中的地位 所谓大文字学，是指科学的文字学产生之前的文字学。它出现于海通以后，大体相当于传统的小学，包括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的研究，比如马宗霍的《文字学发凡》就分“形篇”、“音篇”、“义篇”三部分。字形研究是所谓字形学，构成后来科学的文字学的内容；字音研究略同于音韵学；字义研究略同于训诂学。说“略同”，是指它们大体相同，但不无枘凿之处。比如字义研究之与训诂，后者的涵概面就比前者宽泛，它除了注意语言文字外，还顾及到古今文化背景的差异等等。后来，随着语文学研究的深入，大文字学解体，训诂学和音韵学从中发展起来且相继独立，文字学就变成了狭义的，只包括字形结构方面的共时分析及其历时演变的研究。 而在六书产生之初，学科的分类是并不如此之细的。其时，不但科学意义上的文字学无从谈起，就是大文字学的概念也不可能产生。小学之称，原本指周时的贵族子弟学校，其教学内容，有礼、乐、射、驭、书、数等；后来，转以指文字训释方面的学问，亦仍然包含着其为小儿所必习，小学明方能经学明的意思。小学的概念，远不是科学的学科分类概念。从现代语言文字理论的角度着眼，字形和字的音、义并不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字形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字音和字义属于语言的范畴。可是，先民的认识能力绝无如此之高，他们仅从汉字的功能着眼，习惯地认定所记录的词或词素的语言形式就是字音，语义内容就是字义。加之，汉字的创造最初讲究以形象意，其时的汉语词汇系统又主要是以单音词为主，因而字形所示之义和相应词义之间就有了某种特定的联系，这就更加促成了传统小学以及后来的大文字学将汉字的形、音、义同等看待的观念。六书说是产生在这种小说的土壤之上，其所笼罩，遍及于汉字的形音义诸方面。而今，论者大多视之为单纯的字形分析条例，使之局限于狭义的文字学的圈子里，这是削足适履。其实，小学同六书的关系，犹如大屋顶之于顶梁柱，伞体之于伞柄，全赖其支撑。 然而，传统的小学又是经学的附庸，阐明经义是其产生和存在的第一要义。因此，六书说作为一种大文字学的理论，具有浓厚的训诂色彩，自当是情理中的事。六书的名称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说是保氏教养国子的“六艺”之一。但今之论者以为只不过是个简单的字表，和六书理论渊源各异。可能是为着托经以广流传的关系，注疏家们硬是将大文字学的六书说成是《周礼》的六书，《周礼·郑玄注》、《汉书·艺文志》乃至《说文解字·叙》莫不如此，六书的细目也为其所披露。由于语言的变化，先秦文献汉代人已经有些读不懂，注疏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故而最初的注疏对象是儒家经典。后来，注疏才渐及于史、子、集之类。 东汉之世，儒学的今文、古文之争愈演愈烈，“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③。在此情况下，利用汉字同汉语的形义联系，就字形求本义，说明词义的引申和用字的假借，从而确定经文的意义，已是刻不容缓。因此，推阐六书，说字解经，蔚为时尚。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既解释字形，又解释字义的字典，许慎的《说文解字》，也就应运而生。许氏在其后叙中不但列出了六书的细目，而且分别予以解说，举出例字，从而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六书理论。同时，在正文里，又将这种精神贯彻到字形的说解之中。其说文解字，总是先出古文字形体，次释意义，后说字形，说解字形全为释义，有时经籍用字或有假借也予以注明④。许叔重号称五经无双，其著《说文解字》是总结研究各种经注的结果，完全是为着时人解经有所遵循。可以说，六书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训释的工具的面目而出现的。 在传统小学的发展中，这种重训诂的思想意识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小学家们迷信《说文》，是古非今，殚精竭虑于《说文》之所有，对于其所无则甚少留意，因而六书理论的研究迄无进步。其于《说文》之研究，整理注释之功多，理论说明仅限于细枝末节。就其大体来说，皆未脱离许氏窠臼。续编的字典，南朝梁代的《玉篇》、宋朝的《类篇》等沿袭《说文》的旧例；明季的《字汇》、清时的《康熙字典》等则改弦易辙，变造字法原则的部首为检字法原则的部首⑤，释义更为丰富。它们的共同之点是不再进行字形分析⑥，反映出编者们视后起字为俗、不屑垂虑的心态。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理论研究的进步就是无望的了。 二、假借和转注是文字应用中的两种特殊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