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关于文学语言粗俗化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讨论期间收到了许多读者来稿，谨此致谢。现发表张炯先生就这一问题答本刊记者问，作为对这次讨论的总结。 张炯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该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炯先生曾参与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主要著作有《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论评》《张炯文学评论选》等，主编了《新中国文学讲稿》《新时期文学六年》等，曾任《文学评论》《作品与争鸣》主编。张炯先生的传记被收入国内外多种辞书，1993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20世纪成就奖”，并获得铸有他名字的银质奖章。 问：近年来我国文学作品中，粗鄙的文字包括脏词、脏话越来越多。您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答：文学语言的演变有着复杂的原因，它反映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风尚特别是社会的审美风尚的嬗变。我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刘勰说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我国文学史上，唐代传奇小说的语言是相当典雅的，如张文成的《游仙窟》写男女的性爱相当露骨，但用语也多用审美性的比喻、象征等笔法。宋人话本和明代的“三言二拍”虽然同是小说，语言却由文言变为白话，而且变得鄙俗了。这与作者、读者成份的不同，与社会本身的变化都有关系。唐代传奇的作者多是文人，是当时社会上文化程度相当高的知识分子，乃至于达官贵人，其读者也大体属于这个范围；而宋以后的白话小说则多属民间说书艺人的话本，面对的听众与读者也多是城市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程度当然不高。当时的小说多半描写他们的生活，又是写给他们看的，这些作品要在文化市场上盈利，听众与读者的审美趣味是当时的说书艺人和小说编辑、出版商所必须考虑的。明代后期不但城市有相当发展，商业繁荣，而且贵族世家和市民阶层的社会风气都相当腐化。《金瓶梅》这样在性描写中用语鄙俗、脏字脏话比比皆是的作品出现于那个时代，正非偶然。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个性解放的主张的影响，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我国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中腐败因素的繁殖，通俗文学领域也出现过许多作品语言鄙俗化，特别是黄色作品中脏字脏话充斥的现象。而严肃文学作家关于文学大众化的主张，也使文学语言大大接近下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口语。5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前推进，当时的社会风气使文风也为之大变，30多年间文学的大众化取得很大成绩，但脏字脏话基本从文学新作中消失了。80年代由于社会处于新的转型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多元化结构和城市工商业的急剧发展，城市及其人口都急剧膨胀，新增的大量城市人口的文化素质却明显降低，这就形成文学读者中出现了大量的审美趣味低俗的读者，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他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必然要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和出版商的选择。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撞击，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传统乃至反文化的思潮和反理性主义思潮，包括它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语言鄙俗化、脏字脏话连篇的现象，也给予我国作家的审美趋向相当的影响。我想，这就是近年我国文学作品中出现语言鄙俗化趋向的主要原因。 问：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上述文学语言鄙俗化的现象？ 答：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语言的艺术。它的中心任务就是以语言作为表现手段，从审美的视角去描写人，描写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描写人的行为、性格、心理与情感。真、善、美三者向来是人们对文学的统一的要求。但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善的和美的，虽然美的和善的东西要以真为基础。这就要求作家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而舍弃不美不善的真。这可以说是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能够千古不朽而获得一代又一代读者审美欣赏的重要的规律，也是这样的作品所以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在精神上提高他们、陶冶他们，使他们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俗走向崇高，从丑陋走向优美的关键之所在。列宁曾指出：“艺术并不要求承认艺术作品就是现实。”（《哲学笔记》）鲁迅也说过：“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且介亭杂文末编》）在文学语言鄙俗化的问题上，我想道理是一样的，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任何语言都必须原封不动地搬到文学作品中去。毫无疑问，作家可以也应该从现实生活的人民大众的丰富多采的语言中吸取自己文学描写的富于表现张力的材料，作家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能对丰富和发展我国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作出卓越的贡献，但作家对于纯洁我国的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更负有重要的责任。使文学语言无节制地鄙俗化，乃至连篇累牍地使用现实生活中的脏字脏话，不但与作家上述责任相悖，而且也与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带有基本规律性的要求不相符。 在文学语言鄙俗化的问题上目前存在两方面的误区：一是有些作家认为，为了创作真实的艺术形象，生活中实际存在的话语就应该都搬到作品中去，写流氓就搬流氓话，写婊子就搬婊子话。这种见解不是没有一定道理。所谓“笔下人人各有其声口”，不是一向被誉为“手笔高超”吗？但这样做也不是完全可以没有节制。《红楼梦》中描写贾府的焦大醉后骂人，《阿Q正传》写阿Q对吴妈的想入非非，也是有节制的，但两书都把人物的性格、心理、声口全刻画出来了。这就是既顾及真，又顾及美与善的做法。至于像《金瓶梅》那样去描写性交，你不能说它不真，却不能说它写得美，把那些鄙俗不雅、乃至丑陋的描写删去，也无伤于作品典型人物艺术形象描写的真实。可惜现在模仿《金瓶梅》那样描写的作家还自以为得意，而实际上正走向审美创作的一个误区！二是有些作家标榜反传统，认为你不是要审美吗？我今天就反其道而行之，我就要审丑，或者说以丑为美。至于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更要写，不但写男女的交媾，还写人兽的交媾；不但写脏字脏词，还要脏话连篇。这里，我们恐怕要弄清，世上的美与丑，自然没有绝对的界线，在一定条件下，丑的东西也可能转化为美。但这并非意味着任何丑的东西都无条件可以转化为美。审丑的现象也确实存在，比如舞台上的丑角就是。舞台上的丑角是经过艺术加工而获得表现形式的美，同时又因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嘲讽和批判的态度，才使得艺术形象产生审美的效应。这就是世上的丑可以化为艺术中的美的条件。如果既没有形式上的加工和美化，对丑的东西又没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反而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中来，加以百般欣赏，以臭为香，那恐怕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反传统固然是反传统了，试问那又有什么普遍的意义呢？美之为美，丑之为丑，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的，并非人们可以像变魔术那样，无条件地变来变去。文学语言的过分鄙俗化，乃至把生活中有的脏词脏话都搬到作品中来，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人们不能完全无视美之为美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