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纪之交，回顾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可以将它清晰地划为传统和现代两种范式。传统的理论语言学，贯注着浓郁的语言文化整体观照的人文主义精神，举凡语言的性质、功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社会、语言研究的方法，都同文化问题、人文科学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人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平面对立的关系，而是全方位的关系。作为这种全方位关系的体现和维系，语言也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符号系统或工具。“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文”与“道”一体。古代语言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更明确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喷而不可乱也”。灭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所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国传统的语言理论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思路”或者说文化通观下进行语言理论问题的探讨的。 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成其规模的。十中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为中国学者展示了一个与传统的范式截然不同的以分析见长的科学理论系统。学者们纷纷引为楷模。以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为例。读书第一篇论述语言学的意义、目的、方法、语言的性质及其和人类社会种种活动的关系；第二篇论述语言的构成及其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基础；第三篇论述语言的组织和分类，包括形态学和句法学；第四篇论述语言的起源、演变、分化与融合。这样一个柜架几乎奠定了本世纪理论语言学的基础，而其来源，正如张世禄所示：“大部分根据于L.Bloomfield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在发展中因描写主义和材料至上主义的压抑而步履艰难。尽管如此，理论的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止。一方面是在汉语的具体研究领域不断滋生着理论思辩，尤其是在汉语语法问题上的几次讨论进入了较高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是一些纯理论的问题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例如语言和言语问题，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问题，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语言计划和语言融合的问题。除此之外，西方语言学重要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中国现代理论语言学史上形成一个又一个引进、研究的热潮。如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八十年代的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九十年代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等。如果没有反思，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将把它的研究范式延续到下一个世纪。这个范式的特点就是系统的引进西学，在不断的引进中求发展。 八十年代中期，文化语言学在我国异军突起，其激烈而深刻的理论批判与理论思辩迅速激宕为一股波及全国乃至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思潮，强烈地震撼了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深刻反思了本世纪初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研究的规范和影响，深刻反思了汉语的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反思了中国语文传统的文化特征及其现代意义，深刻反思了人类思想史上语言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从而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从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解放出来，建立汉民族的语言理论体系，为丰富人类语言理论作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 文化语言学吸收了西方语言人文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但它形成于世纪末汉语研究许多基本领域的危机与反思，在我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族语言理论的目标，并且深入、系统地揭示了中西文化、语言和语文传统的深刻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语言学是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在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首次建立的本民族独立的语言理论学科。不仅如此，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文化语言学，以其深刻的理论反思，还提出了一个“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新概念。所谓“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其涵义与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深刻差异： 其一，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积极参与建立民族语言理论体系。所谓“民族语言理论体系”，建立在两个理论支点上。一是对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的深刻理解，一是对本民族语文传统的深刻理解。 科学认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对于深受西方语言理论影响和制约的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由于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汉语文化特征的认识必然要突破现有的所谓“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原则与框架。拿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来说，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即认为只有口语是反映概念，思想的，而文字只记录口语，与思维没有直接联系。因而最先进的文字是作为口语化身的忠实记录口语语音的文字。拿这一条“原理”来规范汉字，那么汉字的表意形式就是一种落后的形式，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然而从文化的特点看，汉族人在哲学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在艺术上重意合不重形合，在语言上以“非形态”的面貌出现，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和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正是基于汉语语言思维这种特点，所以汉字构形以表意为首要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词语的确定信息。方块汉字的平面性储存的信息显然优于线性文字。而从语言的特点来看，邱欧语依靠变音来表达语法语义，其词形以发达的辅音和元音自由接缀，各音素之间界线分明，音节结构复杂，词的信息是由各个音素共同来承担的。而汉语不依赖变音来构词、转化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汉民族音感中的基本语音单位不是音素，而是音节的声韵结构，词的信息靠音节的声韵结构和附于整个音节的声调来承担，汉字就不必分析到音素。而且汉语中大量的同音词的存在造成词的语音形态信息含量锐减，这在书面语中只能依靠文字图象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来补偿。事实上，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局限。文字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象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字形和字义的统一。因此，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象性越强的文字，突存时空局限的能力就越大，与思维的联系也越紧密。由此看来，拼音文字并非世界文字体制中最优秀的，更不是世界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中西文字的不同，并非发展速度上的差异，而是发展方向的不同。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关系。与汉语和民族思维，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必须具备独立的表意功能。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应该关心和研究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征，建立相应的文字理论，丰富普通语言学对文字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