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称得上是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历史盛会，也可说是现代汉语规范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不能说汉语没有规范，也不能说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没有做过规范化工作；但是，真正自觉地、全面地、有明确理论指导地开展这项工作，应该说是自此次会议始。特别是罗常培、吕叔湘两位先生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其中的主要观点，今天读来，仍感亲切、适用。 报告在解释什么是规范时明确指出：“语言的‘规范’指的是某一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见《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以下所引，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同此。）具体言之，规范化就是“把语言里没有用处的东西淘汰掉”，目的是“使人们正确地互相了解”，而不是简单地确定对错，更不是动辄指责人家违反规范，限制使用。再比如在说明什么是规范化工作时，报告强调的是“对于语言的规范进行整理”，即从语言使用实际出发，摸清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而不是忙者充当裁判；强调的是“通过教育和宣传扩大规范的影响”，并且在推行时要注意跟群众相结合，尤其需要得到作家、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合作，而不是由语文工作者包打天下，或局限在语言研究的范围里争论不休。又比如，报告告诫对于规范的整理要万分慎重，“不能草率从事”，“需要的是虚心和谨慎”。面对今天纷纭复杂的语言现象，这一点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当然，会议也留给今天一些思考。因为会议距今，毕竟已有40个春秋，跟50年代相比，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们，无论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还是语言环境，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当年会议对汉语规范化问题的诸多阐述，是否再在适用，权衡起来大概就颇费斟酌。 举例来说，“现代汉语的规范，就是现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里的一般用例。”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执行起来就会发现，今天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如果不结合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盲目照搬，未必行得通。 首先，就“现代文学语言的作品”而言，50年代样式较少，不外乎文学作品、政论文章、新闻报道一类；今天则作品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以前这些作品的写作方法比较单一，语言模式比较固定，一般用例和特殊用例之间的界限相对比较明显，易于区分；现在光是文学作品，其创作方法就百花齐放，语言运用上也灵活多变得多，用习惯的语言规则来衡量，势必会有数目可观的特殊用例被排除在规范之外。 其次，大众传播媒体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发达，其影响力难以估量。通过媒体传播，某些在特定语言作品中不算特殊的特殊用例，很容易向其他语言作品渗透，结果使得特殊和一般用例更难区分。例如广告语言中的一些特殊句式，通俗歌曲中的一些新鲜用法，正是通过大众传媒而迅速传开的。 第三，跟过去相比，今天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人们接触到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容易看到一些新词语、新用法。新，成了一种生活追求。在趋新心理的驱使下，人们对大量涌现的新词语、新用法逐渐丧失了辨别能力和审视习惯，反而变得乐于接受，乐于使用。加上大众传媒的力量，使得原来只用于某一范围的专门用语，也开始加快了向全民语言的渗透。例如体育方面的不少术语或习用语，股市交易中的某些说法，正在被全民语言吸收。吸收以后是否站得住，是从此变成一般用例，还是重新退回到特殊用例，事出仓促，短时间内实难决断。 本来，“语言的规范是随着文学语言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应该从现代文学语言的作品里找我们的规范。”但从目前情况看，“现代文学语言的作品”种类繁多，表现方法多样，语言手段不断翻新，它们在语言运用上有时相互对立，有时又相互借鉴，情况远比50年代复杂。要想从中记录和整理出语言规范来，而又尽量减少失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重温此次会议文件的基本精神，并以此为参照，对以往的工作重新加以审视，看看哪些理论今天仍需要坚持，哪些需作适当调整，哪些正确的思想本应坚持却被违反了。这样一来，现代汉语规范工作的指导思想可能会明确一些，才更有可能开创出新的局面。 二 如果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看待过去的汉语规范化工作，或许会发现，一些原来习焉不察的东西，忽然也有了可议之处。 50年代正是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中国风行的时候。该书所体现的语言学思想，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语言的非阶级性，一是语言的工具性，二者互为表里。由于那时的斯大林拥有最高权威，所以他的这种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同小可。 从积极方面说，5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地，虽不像后来那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却一直在滋长。人文学科由于其自身具有相对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便理所当然地被优先纳入阶级斗争的视野。从当年一些高等院校的文科情况看，有的学科，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干脆被取消；有的学科，如教育学、新闻学、心理学（不完全属文科），则大大萎缩。而因为斯大林指出语言是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没有阶级性，所以语言学暂时逃脱了阶级斗争的洗礼，非但没有受到批判和扬弃，反而获得了飞快发展，由解放前的冷门，一跃而成了“显学”。这不能不说多少是受到上述理论的荫庇。当人们满怀深情地把五六十年代誉为我国语言学（根据需要又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等）的黄金时代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个历史大背景，也忽视了工具论有时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