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语言本质中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它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这使得它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品格，要求人们尊重它。在进行语言规范化工作的时候我们应当重视同语言保持和谐的关系。在当前，我们对于汉语应当看得更全面一些，对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可以宽容一些。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内容是丰富的，不仅仅是一味地指责语病。 一 语言规范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语言规范问题从古到今一直是语言学家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当今世界上，各国的语言学家们都在语言规范问题上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一般地说，凡是在太平盛世，上从皇帝，下到平民百姓，对于语言的规范都是比较地重视的。只有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里，人的生命尚且得不到保障，也就顾不上语言的命运了，这是可以理解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于汉语的规范是高度地重视的。50年代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人民日报》的著名的社论和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在汉语规范化的历史上，在世界语言规范化的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它在汉语规范化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汉语规范化工作是大大地被削弱了。文革以后，8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汉语的混乱现象又一次地空前地严重起来了。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又空前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汉语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于汉语规范的要求又空前地迫切而多样，语言规范的问题便就成了社会的热点，在我们的报纸刊物上不时地会出现有关汉语规范的文章，而且许多的作者都不是语言学家，可见这个问题早已牵扯到社会各界人士了。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权关心和参与语言规范的工作，当然他们各自都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的，难兔有所偏差。这是不必也不可责备什么的。问题是语言学家应当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的规范化问题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所以应当更加全面地调查研究现实状况，提出比较合理的方案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个人以为应当从语言观方面开始，只有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语言观，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理可行的具体办法，才能在实践中对于具体的问题不至于出太大的偏差。应当承认，在以往，我们的语言学家一方面在汉语规范的工作上做出了成绩，起到了好的作用，但是也常常有所失误，有时候我们所批评的所否定了的，同一般民众相矛盾，同汉语自身的发展规律相矛盾，于是一般说话人，不理睬我们，语言自身也嘲弄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一个新的说法用法最先出现的时候，是我们语言学家站了出来抨击说：“不规范！是语言的污染！是语言的垃圾！是汉语的纯洁和健康的大敌！必须……”但是，一旦这一种说法和用法多起来了，用的人多了，说的人多了，法不压众，这个时候我们语言学家就又站了出来，宣布说：“这就是规范！语言是可以积非成是的。”这个时候运用语言作为自己表情达意的工具的人们，却又不肯守着这个规范了的形式，他们又一次地突破了偏离了这个新的规范。这个时候我们语言学家就再一次站了出来，为了维护语言的规范而战，这一次是在为我们过去所反对的那一种形式而战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语言学家有所不满，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于在语言规范问题上我们的某些个做法，或者是我们错了，不太错而方式方法不太高明，或者是我们没有错儿，但人家不理解不谅解，于是语言学家们的社会形象大不妙。有一位小说家叫韩少功，写下了一个中篇小说《火宅》，大大地发泄了对于语言学家的不满情绪。在这篇小说中，作家虚构了一个城市，这里有语言管理局，有语言监察总署，有大批专业和业余的语言警察，还发布了各种语言管理条例，搞了许多大型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更妙的是还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禁止说话的仪器和器械，如：禁语器、禁语膏、HP-401喷枪、电子语测仪等，更加可怕的是许多违反了语言法规的人被大批地投入了监牢，最后引起了社会的动乱。这对于我们语言学家是够刻薄、够挖苦的了。这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一种情绪，是值得我们语言学家注意的呢。我当然不认为这个小说家是全对的，但是我以为也不可一味地全部地否定它。我们语言学家也应当从中思索一些问题，清醒一些，更加自觉一些才好。我想，我们应当丢掉法官警察贵族的架势和意识，同千百万说话的人，同我们的语言保持一种和睦和谐和平的相互关系。这样会更好一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从语言的本质从语言观方面入手，重新认识我们的语言。 二 语言科学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的进程都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语言。这是因为语言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地重要起来了。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已经提到了我们的面前，它要求我们尽快地去解决它。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正是一个对于语言的本质如何把握的问题。因为这个语言观也是人们的哲学观人生观的一个部分，是受到这个大的总的观点制约的。在认识语言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是存在着差异的。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把语言当做表情达意的工具，提倡“得意而忘言”，主张“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反对“巧言令色”，指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这样一种追求人同语言保持和谐一致的关系的传统，是中国文化中的主流。于是在中国文化中，对于语言采取了一种宽厚宽容的态度，留给我们的语言以更多的活动空间。而在西方，一些人的运用语言的传统是，把语言当做为奴隶奴才奴仆，现代西方的外交家把语言当做他们的一个奴婢，一个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的工具，一件掩盖自己真实意图的漂亮的外衣。在古代的希腊、罗马，语言是辩论的手段，是战胜别人的一个工具，运用语言的目的是要不择手段地去把对方制服压倒打垮，他们研究语言的运用规律就是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这样的目的之下，研究者和说话人、写作者在同语言行为的关系上就很难做到平等友好和谐了，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