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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到俗这一命题也包含两层意思：一、书面语，尤其是典范作品，不仅对当时的口语有规范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口语也会产生深刻的积极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许多源出上古书面语的成语，如“狐假虎威、三思而行、一毛不拔”之类，与当代口语融为一体，并未显出特殊的古雅色彩。二、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以适应语言使用者当时当地的表达和交际的实际需要，交际的效率原则决定语言尽量变得通俗易懂。这一过程在口语中是自然发生的。在书面语中一部分是出于文人自觉，比如中国历代不少文人有过“弃雅从俗”的主张或实践；另一部分是出于文人的不自觉，林纾虽然鄙薄和敌视白话文，但他的译作的语言也不是真正的“古文”，而是“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钱钟书语）。①《聊斋志异》也显然要比《左传》、《史记》更通俗易懂一些。由于市民阶层形成、平民意识增强和审美情趣的通俗化，明清大行其道的白话小说，在语体上更是着意模仿当时的口语，弃雅从俗。到了清末民初，尽管白话文尚未获得正宗语体的地位，但在整个小说界已先实现了语体上“从雅到俗”的转变，部分报刊也已采用白话语体。这同把白话文确立为正宗语体的“文学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二、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为白话文奠定语言基础 尽管宋元以后的近代白话文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但是使官话真正获得一致明确的规范标准并具有较高社会威望的工作实践，是在清末即已开端的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清代末年，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变法维新声浪日高。一些人把中国同西方国家及日本相比，认为这些国家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字简易，教育普及，于是也纷纷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从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到1910年郑东湖的《切音字说明书》，在短短20年中，共计有27个切音字方案拟订发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1年出版的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谱》。《官话合声字母》10年中传遍13省，行销6万余部，并曾被列入师范和小学的课程。当时第一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曾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说：“此音尽是京城口音，尤可使天下语言一样。”劳氏的“合声简字”虽是拼写方音的，但他是“以土音为简易之阶，以官音为统一之的”。1910年，为了争取清廷推行官话字母，各地纷纷向资政院呈递说帖，列名呈请的有400人。于是资政院成立了以严复为首的审理小组。审理结果的报告认为，“简字（切音字）足以补汉字之缺，为范正读音、拼合国语之用”，是“普及教育，统一国语”之工具，赞成推行。翌年6月，“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办法尚未实行，辛亥革命起，清廷垮台，民国成立，切音字运动成了注音字母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但切音字的性质从此由简体新字降为注音工具，背离了创制者的初衷，使倡导者们耿耿于怀。② 1912年，民国“中央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来统一国语。第二年，教育部特聘专家和各省代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以投票表决，议定了大约6500个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后来称“老国音”）和拼切国音的“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但因时局变动未能公布。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和“统一国语”两大口号，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受到各界热烈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在4年中增至12000多人。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等发起“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彼此呼应，形成语文改革的高潮。在这个浪潮推动下，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1919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改小学文言课文为语体文，规定“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国语运动于是首先在学校教育获得初步成功。“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为统一国语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1.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国音字母讲习所和协助各地举办讲习班，培训国语师资；2.修订注音字母方案；3.把原来的折衷方案“老国音”修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4.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5.编辑出版学习国语的工具书和宣传研究国语的书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