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研讨语言理论及其具体应用问题。在正确区分语言和言语前提下，确认语言是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文章举王安石《元日》诗为例，运用语言符号系统理论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对诗作语言变异现象作了语用解释。进而提出“语用场”思想。主张把语言应用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才是全面认识和研究语言。 一 1994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相继刊登了《重新认识语言，推动语文规范化——第4次语法学修辞学学术研讨会择要》（简称《择要》）、《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以及王希杰教授《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等重要文章，①都对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德·索绪尔的语言观展开了检讨，提出了重新认识语言问题。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学者从计算机语言学着眼也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进行过评析。我学习了这些文章后，很受启发，也想谈一些个人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正处于信息科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卫星传播、光缆通讯、计算机应用、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都对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促使语言学者回过头去检讨索绪尔对语言的规定似嫌偏狭，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自然地提出了重新认识语言问题，目的是想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关键问题启动，推进语言科学的健康发展。这是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 的确，正如《纪要》的先生们所说，“中国语言学界对索绪尔学说的引进和传播正是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着眼的，这种引进和传播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方光焘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全面而系统地、严肃认真地介绍索绪尔学说的第一人”。王希杰先生也说，“就我个人而言，年轻时代，接受的是经过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方光焘老师修正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坚信语言是一个严密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就是说，我们很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索绪尔的语言观、特别是经过方光焘先生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之后，才便于提出我们今天对语言的重新认识问题，使理论研究更好地同语言应用结合起来。 二 索绪尔极少用严格的定义表述他所用的术语。他在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基础上说，“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②这可以看作是索绪尔语言观的表述。我们可以说，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都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只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机智地区分语言和言语，才找到语言学的真正对象——语言。索绪尔学说的实质就集中表现在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上，其他一切理论和方法论都是从这一基本命题推演出来的。 但是，索绪尔虽然从多样异质的言语活动中分解出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却又把言语看成是纯粹个人的东西，从而把社会的语言和个人的言语分割开来，对立起来，造成了“索绪尔式的矛盾”和错误。索绪尔一方面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语言是储存在每个人头脑里的词语形象，是心理的东西，从而否定了语言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也看成是心理的。他说，语言符号是由能记和所记结合构成的整体，能记指音响形象，所记指概念（或意义），“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③他从心理出发看待语言符号，所以把语言规定为“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第一，把语言仅仅看成是表达个人观念的心理现象，容易误解为语言不必受社会约束而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方式。第二，否定语言符号的物质时性（说话的音响），用存在于大脑中的语言知识代替客观存在于社会集团中的活的语言，就否定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社会功能。 方光焘先生介绍和发展索绪尔学说的贡献，正如《纪要》指出的，在30年代后期乃至4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的“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中，他对“对索绪尔学说有精要的介绍和充满卓见的分析，一再论述“体系和方法”问题，区分“语言和言语”，强调理论和方法论对于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他既指出索绪尔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也认真纠正人们对索绪尔理论的误解。具体地说，方先生在改造和发展索绪尔学说方面最主要的有三点。 第一，索绪尔说，“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④这一论断被严重误解，甚至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语法）当成纯形式分析，而不管它的内容（意义）。方先生在“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中，结合汉语实际，提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的“广义形态”学说；到50年代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广义形态”，把意义和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功能、结构和句法统一起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理论语言学”。⑤ 第二，把握形态核心，从意义和形式结合纽带着眼，提出了科学分析语法程序。他在《体系与方法》一文里指出，“文法学是以形态为对象的，是要从形态中发现含义”，最早提出了“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的分析程序。⑥这是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指明研究方向。后来在《谈谈语言结构的分析》里，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是不问意义，只讲形式。事实上，抛开意义的语言形式是没有的。……一句话，从听话者的角度来说，是从声音到意义的。因此，研究者不能从意义出发。分析的结果要求同意义相符，但决不能从意义出发，否则就容易夹杂主观的东西。”⑦具体阐明从语言观到方法论的研究方向和分析程序，这是方先生对语法理论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