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修辞方式的比较，在原则上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践的（归纳式的），即直接将一些具体的修辞现象进行比较，例如可以比较中西比喻的异同：它们在不同国度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重要性，比喻类别的对应与差异等等。一种是理论的（演绎式的），所谓理论的比较即从与一个民族修辞特点有必然联系的理论原则出发推断出不同民族在修辞上可能或必然具有的某些特点。例如可以根据中西文化、思维或哲学上的异同，推断出中西修辞的异同。在以上两种方式中，所谓实践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通常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世界上所有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修辞活动总是大量的，那些存在于书面上与人们口头上的修辞现象可以说浩如烟海；另一方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事实上整理一个民族的修辞史往往需要好多代人连续不断的努力，而语言的障碍更增加了比较的困难。因此以归纳法为基础的比较研究总难免带有一种盲人摸象之弊，当然理论的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局限，因为所有通过理论比较得出的结论都仅仅是一种假设，正如迄今所有的理论都证明太阳明天一定会从东方升起，但这个假设一定要等太阳明天实际上出现了才能得到证实。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认为在一种理论的推断中，人们除了可以获得一种宏观的认识之外，还可以借助与利用相关学科一些比较成熟的成果，通过借鉴的方式在中西修辞的比较中开辟一些新的视野与新的研究角度。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具有很大的不同。其特点主要是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轻视实体形质，对问题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具象性、模糊性、意向性等特点。而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的、推理的、单向的与明晰的。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汉语修辞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 具象思维与比喻 从中西两个民族思维方式差异这个角度来看，与以往许多从微观角度入手进行比较的论者所得出的结论不同，我们认为中西修辞在比喻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具象思维（有人称之为形象思维或者艺术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它对事物的认识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形象的运动，即人们总是根据事物的相似或相近进行一种类比推理，总是在一种形象的运动与转换中完成一个由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因此比喻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就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或者干脆说它就是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而欧洲人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其思维所遵循的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通常是从感性开始然后上升为理性认识，即从感觉、知觉、表象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的因素总是属于主导地位，而形象则常常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从思维的特点与方式上讲，如果说在中国比喻是一种极重要的表达手段，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在西方，比喻在某种意义上就只是修饰语言的辅助手段；真正的理性思维往往排斥来自形象的东西，因此严格地说，在西方比喻和思维方式总有一定的距离，前者似乎是外加的，二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事实上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原始思维。关于原始思维，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曾经作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原始思维的主要特点除了思维的原逻辑性（不遵循形式逻辑规律，不回避矛盾，而受一种互渗律的支配），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一种具象性。他指出：“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①他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我们力求准确地说；印第安人则力求如画一般地说；我们分类，他们则个别化。”②原始思维是人类各民族在历史早期共同的思维方式，但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蒙昧状态以后，各民族思维方式就发生了分化。在西方欧洲民族摆脱原始思维以后，发展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逻辑运算建立了一个抽象的庞大的概念体系，于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就可以凭借这个概念系统通过判断、推理实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但是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一方面也抛弃了那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一种在思维方式上由低级向高级的跃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去发展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岔口上，他们选择了一种具象的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即没有完全抛弃原始思维中那种基本依靠类比的思维方式，而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同原始思维有一定继承性但无疑又是更高级的思维方式。 从一种历时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思维方式的起源与发展，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二十世纪以前（即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前）基本上都是具象的，而且越是往前追溯这种特点就愈加明显，因此比喻在中国可以说就是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而西方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理性的，因此严格地说，比喻未能真正介入思维之中，成为思维的一部分，它充其量只能是思维的一种辅助手段。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注意到有这样两个例外的情况：其一是西方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当时理性思维尚未充分发育成熟，这个时候比喻在人们思维中的地位就重要得多，例如产生于希腊氏族社会时期的荷马史诗，其中的比喻在表达上就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其二诗人与作家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因为文学必须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他们由于天赋与职业的缘故，其思维方式总起来说也应当是具象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应当也倾向于一种比喻性。 西方各民族充满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与具象思维有密切关系的各种修辞手法总是存在着某种隔膜。其实在历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修辞学家一直将修辞看作一种外在的技巧，一种可有可无的文体装饰物，“把修辞作为一种‘术’，一种外在于言谈内容的包装”③。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演说术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研究项目，然而，由于修辞学的全部工作是关于外部表现的，所以尽管演说术没有什么价值，我们还是要注意它。”④在古希腊修辞主要被用于演说与论辩中，其功能是强化语言的表现力，在演说与论辩时，加强打动听众或对方的力量。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修辞学将立意与布局归入逻辑，而将修辞只限制在遣词造句与研究文体风格的范围，于是西方修辞学进一表现出鲜明的形式主义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