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训诂学的传统观念形成于唐代的孔颖达，而国学大师黄侃则创立了训诂学的现代观念。黄氏界说一出，训诂学的现代观念有了很大发展，主要有“分工派”与“综合派”两家。前者以陆宗达、王宁的“古代文献词义学派”影响最大，后者以殷孟伦、许嘉璐等的“综合派”为代表。笔者在考察以往训诂学史的基础上，继承章太炎、黄侃的学说，首次提出训诂学的“二重性”问题，并将训诂学划分为三个部门：“词义生成学”、“微观文献疏证学”与“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前二者属训诂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后者属训诂学的应用学科。 一 现代观念的产生 从观念上对训诂学进行思考，已有很久的历史了。 在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尔雅》中，第一篇与第三篇分别以“释诂”“释训”命名。在这里，“诂”与“训”分立，这表明，在作者心目中，“诂”与“训”是“释”的对象，是作为两个实在对象出现的，并非构成一个术语。这从《尔雅》十九篇均以“释×”为命名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豫部第九》说得更加明确：“《尔雅·释诂》者，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迭韵连语及单词、重辞与发生助语之辞也。” 到了西汉《诗诂训传》中，“诂”“训”“传”三字并立，这是汉代毛亨在继承前人及《尔雅》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三种训释方式。“诂”大致为训解古词古义及其他基本词，“训”大致是训释连绵词及重言词，“传”是在“诂”与“训”的基础上阐释诗的内在涵义等。毛亨的“诂”“训”“传”有两个特点，一是“诂”“训”“传”的含义及使用，仍具有词源的特征，二是《周南·关睢·诂训传第一》之类名称表明毛亨并未将“诂”“训”及“传”作为一个术语来使用，因此，毛诗中“诂训”并非连用，而是分用。 到了东晋，郭璞在《尔雅·序》中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詠，揔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郭璞又在《尔雅·释诂第一》中第一条下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里郭璞已接近于在概括了。 到了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犹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学，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在这段话中，孔颖达展示了他的概括历程：由“诂训传”概括为别名“注解”构成了一个术语，这是一次对学科认识的质的飞跃。又由“诂训”总括其对象：“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最后又加以补充道：“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可见，孔颖达在训诂领域中已初步进入了术语的确定及对象的划分领域中，已由具体的对象初步上升为抽象的概括了。可以说，到孔颖达这里，传统的训诂学观念已形成了。从孔颖达到清代乾嘉学派，这一观念一直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这一训诂学的传统观念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支配着许多人的工作实践。 训诂学现代观念的产生，要算是从黄侃先生开始的。 清朝末年，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黄季刚两位先生，在宣传革命思想与参和革命活动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说：“合此三者（按：指文字、训诂、声韵），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仅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章太炎将“小学”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标志着语言文字学学科观念的产生。太炎先生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创始者。在学科观念的支配下，太炎先生撰著了《文始》，这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我国的第一部语源学专著。 太炎先生撰写《文始》之初，黄侃先生曾参与了条例的拟定（见黄侃《声韵略说》）。在继承太炎先生“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上，黄侃先生进一步发展了学科观念。黄先生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②该书还记载道：“黄先生云：‘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也。’以上黄先生语。”黄先生的界说中，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研究对象，即“解释语言”，而且没有“时地之限域”，这较之于古人的训释古语显然是扩大了范围；第二是理论和方法，即“法式”和“义例”；第三是研究目的，即“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黄侃先生对训诂学所作的这一界定，是在明确的学科观念下作出的。即使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界说也称得上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是训诂学观念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黄先生对训诂理论的建议，并没有局限在观念的更新上，而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初步创建了训诂学的现代理论体系。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便拟定了训诂学的理论提纲，定名为《训诂学讲词》，并且在多所大学施以讲授。该提纲由“训诂述略”与“十种小学根柢书”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属理论与方法部分，后者属训诂要籍介绍。这虽然是一份简略的提纲，但其中已明确有了理论与方法，对象分类等当代学科思想。黄先生在他的教学活动与著述中，具体阐述了他的理论与方法，并施之以实践。可以说，黄先生是中国现代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