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规范40年 40年前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通过了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决议，并提出：“确定普通话的语音规范是目前首要的工作，必须迅速进行研究，使普通话的使用和教学有更正确的依据。”在此之前，学校教科书和各种字典词典所依据的基本是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的读音，即“新国音”。新国音修订了1913年读音统一会通过的被嘲为“联合音系”的“老国音”，使国语走上了以“京音”为准的正路。但它过于拘泥于“北平活语”，表现了曲从北京土语土音的倾向。比如“和”字用为口语连词时，取老北京人极土俗的ｈàｎ音；“苤蓝”之“蓝”与“甘蓝”之“蓝”本无不同，只是因为北音土音读la（轻声，为lan轻弱而丢掉鼻音韵尾所致），就给蓝字增加一又读“la”。这类疵暇，给全国各地“国语、国音”的教学和推行，平添了许多麻烦，使人难以接受。针对语音纷杂纠绕的状况，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建议中国科学院聘请专家若干人，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研究并确定普通话常用词汇的语音，并于一年内编成《普通话常用词正音词汇》。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其科学的含义是指“北京音系”，并不是把北京的一切读法整个儿搬过来。北京语音中确实存在许多驳杂的不可奉为标准的讹变土音。谋求“规范化”的审音工作，就必须对此加以清理。清理的工作，包括否定与肯定，即对多音异读的取、舍、存、废。 必须清理的有以下几种： （一）习惯误读，如“塑料”之ｓù与ｓｈｕò，“取缔”之ｄì与ｔì等。（二）文白异读，如“薄片儿”之ｂáｏ与ｂó，“收缩”之ｓｕō与ｓù等。（三）近代变化，不合发展规律，但已成势力的。如“广播”之ｂō与ｂò，“分泌”之ｍì与ｂì等。（四）方言影响的，如“结束”之ｓｈù与ｓù；“复杂”之ｆù与ｆǔ等。（五）北京土音，如“蝴蝶”ｈúｄｉé与ｈùｔｉěｒ，“索性”之ｓｕǒ与ｓｕó等。（六）多义多音，如“牲畜”之ｃｈù与ｘù（“畜牧”），“反省”之ｘǐｎｇ与ｓｈěｎｇ（“节省、省市”）等。（七）古义旧读，如“横流”“横祸”（“横”为不顺常之义）的ｈèｎｇ（“纵横”ｈéｎｇ），“龟裂”（“龟”同“皲”）的ｊūｎ（“乌龟”ｇｕī）。（八）词中变读，仍是原义。如“杉木、杉篱”ｓｈā，“红杉、水杉”ｓｈāｎ，“溃烂”ｋｕì，“溃脓”ｈｕì。（九）特定读音，如“可汗”ｋèｈáｎ（“可以”“出汗”ｋě，ｈàｎ），浒墅关（在江苏）的“浒”ｘǔ（《水浒传》的“浒”ｈǔ）。（十）“又音”两存，均属习用。如“谁”ｓｈｕì与ｓｈéｉ，“慨”ｋǎｉ与ｋà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做出选择。或匡误从正，或顺俗弃旧，或删繁就简，或合并归一，或音随义转。如何定夺，既不可鲁莽灭裂，又不可优柔寡断。“斟酌古今，折衷雅俗”等等方法，虽显得含糊圆滑，但遇到具体问题时，还必须酌情运用。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56年组建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会由丁西林、丁声树、舒舍予（老舍）、罗常培、吴文祺、吴晓铃、周有光、周祖谟、高名凯、陆志韦、陆宗达、欧阳予倩、齐越、魏建功、徐世荣等15人组成，罗常培为召集人。几次全体会议，规定了审音原则，其要点有二： （一）以现在的北京语音作标准。但在北京话中某个词的异读有分歧时，加以规范；对过分“土”的读音，也予以审定。 （二）以词为单位，同一词如有异读，只规定一种读法。写法相同的汉字，在单音词、复音词里如有不同的读法，应分别保留。 后来又规定了一些细则，其要点为： 1.某字在不同的词里，如有同样的异读，则只选少数词审订，用以示例，余可类推。 2.对轻音的词，只审轻音字本身有异读的。 3.根据北京音系定音，并非每字都照北京话的读法。不合发展规律的就要审订。如已非常通行，即可采用。如既不合发展规律，又不通行于北方话的，即不采用，而按一般发展规律定音。 4.四呼读法，遵照发展规律。 5.清入声字，如无异读，即采京音；如有异读，取异读中之阴平。 审音工作于1956年底开始，到1962年，分三批发表《审音表》，并审定了一批地名（大体依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最后合编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 第一、二两批《审音表》分别在《中国语文》月刊1957年10月号和1959年7月号上发表；第三批《审音表》在《文字改革》月刊1962年12月号上发表。总表初稿辑成单行本，由文字改革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总计1800多条，涉及1077个字。书前说明：“……印成单行本，以供教师、播音员、演员以及其他学习普通话的人参考应用。”但是《审音表》发表后，受到普遍重视。特别是在50年代推广普通话高潮中，教育、文化、新闻、戏剧、电影等部门，实际不止是“参考应用”，而是“遵照应用”，甚至奉为圭臬了。 千百年来，汉字、汉语的读音，由于“时差”与“方差”的交错杂淆，流传至今，歧异多音现象大量存在。历代都有类似审音、定音的工作，著录于各字书、韵书之中。50～60年代的审音，虽较20～30年代审定的“国音”为胜，但经过教学与应用的实践，发现仍有未足。（一）未审定者仍多；（二）审定者未妥；（三）“类推”之法不便，只举少数词例，用者不敢妄推。辨义的分音，并未周至，有不少疏漏。这个《审音表》发表之后，经过约30年，仍以“初稿”之称行于世，使人有尚不稳定的犹豫之感，因而其中一部分既定之音读，渐失去约束力。广播、影视、戏曲中说唱的字音，又呈纷杂。在学校语文教学上，竟有不少教师，并不知“审音”为何事，《审音表》为何物。新事物层出不穷，人、地名待审者甚多。审音工作重新提上语文规范化工作日程，乃必然之事，必行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