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与语义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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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固原师专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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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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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世界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因此产生不同文化。当今,举世公认最完整、最发达、影响最大的文化巨流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以华夏文化(黄河、长江流域)为主的东方文化。中西文化差异点很多,这里仅就主要方面作一扼要比较。

      在历史渊源上,中华民族历时五千年,渊源一贯,自尧、舜、禹至孔子,始成道统,经久不衰,世所罕见。汉唐以后,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核心却始终未有所动。西方文化有三个来源:希腊文化(其源于古埃及、巴比伦和爱琴文化)、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其后加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并在吸收了北非、西亚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见其源杂。

      在历史观上,西方人主易变,演进、发展;中国人主不变,循环,法先王,重榜样。中国人重历史,西方人重哲学;在人生态度上,西方人进取,也易趋绝望,好走极端,比较执一;中国人重节制,讲持中(中庸),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足常乐是典型表现。

      在认识路线上,西方人重知识性分析、逻辑验证,好对事物进行细密解剖,层层推衍,因而有较高的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方法;中国人重直观感受,切身领悟,惯于对事物进行整体观照,养成生动活泼的具体思维及一套取譬托讽,言近旨远的表达方式;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总体上是由内向外的思维方法——科学性差;西方人总体上是由外向内的思维转化——科学性较强。

      在意志方面,西方人主张鼓励欲望,中国人主张容忍欲望,西方人鼓励能动性,中国人既鼓励能动性,又鼓励默从。西方人把进步的存在理想化,中国人把现实的存在理想化。西方人致力于改变事物,中国人则以自然的态度去经受改变。西方人把财富的生产理想化,中国人把对生活享受理想化。西方人的理想个人是一个专家,中国人的理想个人是一个享受生活者。中国人热衷于仕途,所以人们总在政府官员中寻找伟人,而西方人则在政治、体育、娱乐界中找寻伟人。

      在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所有世间的尊卑长幼都平等地接受最后的审判。在中国,人不相信上帝审判或来世天国。于是,人执着地从理智到情感,从现实到观念,都处在这个细密复杂的人世的伦常关系网络中。我是谁?我是父之子,子之父,弟之兄,妇之夫……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就在这网络之中。人只有关系,人的“自己”不见了,个性、人格、自由被关系、集体、伦常所淹没而消失。人被规范在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他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都必须符合这“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或本质。于是父有为父之道,子有为子之道,此即“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没有脱离人世的“道”,“天道”也不过是这“人道”的同构而已。这与西方认为有独立于人世的宇宙自然,有超越世间的主宰上帝,有自然律是大不相同的。

      不仅如此,就在日常生活的一般习惯中,也有差异性,见面打招呼,英国人说“早上好!”中国人问“吃饭了没有?”路上见面,英国人说:“天气很好,是吗?”中国人问:“上哪儿去?”西方人觉得这是“干预私人事务,”在中国却正是行之久远表现出某种“人际关系”的习惯。本来你的存在与行为,都是集体的一部分,“集体”是有权过问和表示关注的。在这里,个体的存在、行为是被规定、束缚在纲常秩序的社会关系中,这里难得有个体的自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当人被称道或赞誉时,西方人常常回答:“谢谢你”即已足够。中国人却习惯于谦逊不惶地推谢:“过奖”、“不敢当”,这正如中国人不很习惯于夸耀自己的才干、能力一样。这种种谦虚无非是有意识地去压抑、贬低、掩盖个性主体。以尊重、护卫、高扬集体(社会)的伦常秩序。中国人的吵架,也习惯于由第三者的调停、协商解决,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观审断。所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这说明中国以“礼”教为特征,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渗透到一般现实生活中、风俗习惯中,形成了超越具体时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

      二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存在与发展既受社会的制约,又与社会相互依存。因此,语义不能不受社会文化的制约与影响,中西文化差异也必定导致语义歧义。

      第一,有些词由于受特定的文化背景限制,很难从字面去理解其真正含义。《美洲华侨日报》曾登载过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老美”汉语学得不错,特别爱听用汉语演唱的歌曲,有一次他和一位华人朋友一起欣赏一首香港歌曲,歌曲描述一位女子送丈夫出门的情景,其中有这样两句唱词“虽然已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位“老美”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丈夫出门与开花有什么关系。后经华人朋友解释才恍然大悟。又如,美国俚语中科学者为egghead(鸡蛋脑袋),这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形式和涵义(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因1952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本人有知识分子气质,额部特大,故有此称)。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被污蔑为“臭老九”,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很难理解这一称呼的含义。

      第二,任何一国的语言都有其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乃至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因此有些词语是很难从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同义词语来表达的。比如英语中的uncle,到底是叔父呢,还是伯父、舅父、姨父、姑父,在翻译中很难确定。英译汉有这样的问题,汉译英也有这样的问题,中国一个“礼”字,要有十几个英语单词来译,才能译出它所包含的意思,但没有一个单独的英语单词是和它相当的。英国人对吃下午茶特别讲究,普通吃蛋糕一类的茶点叫lowtea,吃肉类的叫hightea,这在汉语中没有对应词。同样,汉语中“推敲”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词。由于这种语义的不完全对应,英语原文和汉语译文最终不可能完全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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