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把多数汉字视为会意字，并用思辨方法阐释其形义关系的是本文所谓俗形义学。从先秦两汉零散的俗形义学现象，到宋人王圣美提出“右文说”、王安石作《字说》，直至今人安子介创“劈文切字”理论，俗形义学荦荦自成一家。然而所得到的从来是“穿凿”、“虚妄”之类微词。本文认为这是以形义学方法为准绳去衡量俗形义学的结果。实际上，虽然俗形义学与形义学的对象相同，目的却不一致；从而方法和手段不必雷同。用适当参照系衡量，俗形义学自有其价值。“右文说”是汉语词源学先驱，“劈文切字”理论则开创了对外汉字教学的新方法。 一、俗形义学定义 “俗形义学”这个概念在此首次提出，我们得作一个尽可能明了的界说。俗形义学与形义学相对，界定它宜从形义学谈起。 任何文字体系都必须给语言单位编制相应的书写形体，而词是语言的基本建筑材料，所以几乎所有的文字体系都选择词作为编码对象。词是音义统一体，许多词还表示某类客观物体。从而给词编制书写形体可能有三种基本动机①：或画出词表示的客观物体，作为它的书写形式，如“鸟”像鸟类；或根据词的意义特征，选择相应的意符构成其书写形式，如“尘”说明尘埃是细小的泥土；或根据词的语音特征，选择相应的音符构成其书写形式，如“羑”字中，“羊”表示声母，“久”表示韵母，又如“其”是一个音符的零组合，构成第三人称代词的书写形式。从而字的形体可能从三种不同的角度体现词的信息：或图解了词所表示的一类物体，或揭示了词的意义，或反映了词的语音。汉文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造字动机复杂多样。除图解词所表物体的象形字、揭示词义的会意字和反映词音的合音字、假借字外，更多的则是兼揭示词义和反映词音的形声字。只有全面地把握了汉文字的造字动机，才可能正确地凭借字形寻求词的信息。研究造字动机，给人们凭借字形寻求词的信息提供正确指导的学科叫“形义学”。东汉人许慎就是最早的汉字形义学理论家。字是前人所造，对于后人来说，造字动机是既成事实。人们可以寻求它、发现它，却不可改造它、创造它。所以许慎建立形义学理论的方法是“博采通人”（见《说文解字·叙》。以下凡引于此不作注）之说，“叙篆文，合以古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不空作”②，务求“大小信而有证”、“皆有依据”③。同样是阐释造字动机，从古到今都有与许慎截然不同的方法。那就是，不把造字动机视为既成事实，靠主观的想象力阐释造字动机，但求言之成理、“按之理义不悖”④，不必信而有证。在语言学中，与词源学相对应，“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而牵强附会地推测词源”⑤的叫俗词源学。在文字学领域中，与形义学研究的对象相同而方法不同我们便称之为俗形义学。 俗形义学有两大特点尤为明显。其一，形义学发现汉字的造字动机是多样化的。例如许慎就发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六种，总称“六书”，并且发现形声字占绝对优势。而俗形义学则不循六书之法，“尽废其五，而专以会意为言”⑥。例如形义学发现“木”是象形字；在俗形义学看来：“八推十者木”。⑦“苛”是假借字，古体由“止”、“句”上下组合而成；俗形义学却说：“苛之字止句也。”“星”字上面部分像列星在天，下为音符，属于形声字；在俗形义学看来：“日生为星”。⑧其二，俗形义学释字有时不仅可通，而且相当简捷有趣。如“讼，言之于公也”、“五人为伍”⑨、“坡者土之皮”、“滑者水之骨也”⑩。但是，由于它把多数汉字视为会意字，毕竟与汉字事实不相符合，必然要遇到许多难以阐释的字。这时，主观想象、牵强附会的痕迹就特别显著。例如“鳏”本指一种鱼，是形声字。它作为音符以零组合方式，构成鳏夫的“鳏”的书写形式，在形义学看来是假借字，根本不必析形求义。而《释名·释亲戚》说：“无妻曰鳏。鳏，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鳏鳏然也，故其字从鱼。鱼，目恒不闭者也。”为强行说通，甚至不惜“旁取书传一时偶然之语以为证”(11)。如形声字“狗”在唐代以前便是出现。而《埤雅》云：“许慎以为从犬句声，盖狗从苟。韩子（韩愈）曰：‘蝇营狗苟’（见《送穷文》）。狗苟，故从苟也。”苏东坡曾取笑说：那么“鸠”便是九鸟，因为《诗经·曹风·尸鸠》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其子七，连娘带爷不正好九鸟吗！这种揶揄鲜明地揭示了俗形义学的特点。 总之，较为客观地探求汉字形义关系的学科叫形义学，它认为汉字有多种形义关系，其中形声占优势；较为主观地阐释汉字形义关系的是俗形义学，它认为会意占优势，往往强行阐述汉字形义关系。 二、俗形义学源流 由于诸多原因，俗形义学在历史上常常中道偃息，然而其源头显然在先秦。《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大胜晋师后，大臣潘党提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可示子孙以武功。楚庄王引“夫文、止戈为武”驳斥了潘党的建议。其实“武”字中，“止”表示人，仅突出其足；意为人操戈而行，即动用干戈；与楚庄王的说法相左。《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为公”、《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等等均与实际牴牾。延及两汉，“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义）”，更是“人用己私，是非无正”。“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禾八米为黍”(12)“人散二者火也”(13)“董为千里草”、“卓为十日卜”(14)之类臆说不胜枚举。即便是讲究信而有证的《说文解字》，也潺入了“一贯三为王”(15)、“规，从夫见”(16)之类不切实际之言。晋人杨泉《物理论》云：“（臤）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开始把音符当作意符阐释。唐代虽然没有留下俗形义学材料，但就武则天以“曌”之类会意字取代“照”之类形声字的情况看，俗形义学的影响不会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