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云南省境内有一部分自称“本人”的居民，他们被分别归入汉、布朗、彝、佤等民族。“本人”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他们的家谱、传说以及有关史志记载证实了这一点。尤其是刻在墓碑上的零星契丹字以及遗留在“本话”中的一些与蒙古语族语言，特别是与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谐音的成分，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证明今日之“本人”虽然不一定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嫡系子孙，但他们作为契丹人的后代，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本话”很可能是古老的契丹族来到云南，借用了当地土著濮人之一支的语言而又融入自身固有的某些词语成分，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语言。 一 契丹，是我国北方古代民族之一。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公元907年即可汗位，公元916年称帝，建立了时曰契丹、时曰大辽的王朝，绵延二百余年，与五代、北宋并存，创制过自己的文字的政权。辽亡以后契丹人的去向，素为研究者们所关注，但总的说来，却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上刊登桑耀华的文章《施甸县本人（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附件《由旺蒋姓宗支叙》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盖闻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生于天地之间，皆有木本水源。木有本也，木发千枝皆共本；水有源兮，水流万派悉同源。根深者枝必茂，源远者流自洁也。噫，吾祖籍镇南京，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先宋登帝于辽，位传十二世至阿育祖，因得疾病而造无量宝塔，霞光远映，由斯醒悟遁世，修身而成正果，位及金马，传于太子，被金人所刻。后裔改称为莽，随师征南有功，升授武略将军之职，实授金齿司住持。数代亦发数枝，分尼鹤庆、邑林、腾越。后至大明洪武十五年，因岳缅造判，维吾祖奉旨调遣马步精兵得胜，分授施甸长官司世袭土舍之职，由此复征蛮夷，陆续落业平安、平戛、猛板，仍袭舍职数代。惟木瓜榔乃九册之土舍旧址，受恩于洪武十五年，钦授永直郎，延至正统，封受武略将军之职，改莽姓为蒋。由始至今，年远代深，阐明裕后矣。” 同一本书上还刊登了杨毓骧的文章《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杨文中的“蒲满人”指的就是桑文中的“本人”。蒲满，是汉文史籍中对云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先民的一种称谓。汉、晋时统称为“濮”，唐、宋时称“朴子蛮”，元、明、清时称“蒲蛮”。明代分称佤族为“哈剌”。清代始见“崩龙”族称，即今之德昂，其余仍称“蒲蛮”。蒲人（濮人）支系繁多，故素有“百濮”之称。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本人”是布朗族内部部分居民的自称。他们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对于被人与蒲满（＜蒲蛮）混为一谈颇有反感。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杨毓骧公布的在昌宁大塘区新谷乡中寨山林中一片本人墓地里发现的题为《阿公碑文原序》的石刻首段就说：“公原籍乃辽东人氏，宋末时，公之先祖保机……越数年，兴元灭金……不意遭逢变世，保机后裔四散奔走，遑遑而迁。□公之先祖移居滇西顺宁而觅其食。” 过去学术界只有过关于达斡尔族是契丹之后的推测，却从未有过把契丹同遥远的云南联系在一起追寻他们之间的共同渊源的。如果云南的“本人”真是契丹族的后裔的话，那么他们的语言里会不会留下一些契丹语的底层？所以，我于1990年冬，怀着极大的兴趣，对云南施甸县的“本人”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同行者有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蒙古族讲师那顺乌日图，协助我们工作的有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的佤族年轻干部李向荣，接受我们访问和调查的有当地的本人干部、群众（昆明市的蒋蔚复，施甸县的蒋鹤春，大竹蓬的蒋光武，姚关乡大乌邑的蒋少拔，何元乡莽王寨的蒋朝位、蒋朝清、蒋朝章，摆榔乡大中村的李文耀、李才顺、李有能、李关保，木老元乡哈寨的阿文兴、阿文孝等）。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得知本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境内。施甸古属哀牢国，西汉设不韦县，蜀汉三国以前归孟获管辖，唐属南诏国，宋属大理国。元灭大理，乃归云南王忽哥赤统治。另外，在保山市、腾冲、龙陵、昌宁、镇康、永德等县，以至大理、楚雄、思茅、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州所属县的一些村寨里也住有本人，人口总数约10余万，除一部分被定为布朗族外，也有被列入香堂（彝）、佤等民族的。大量住在坝区，使用汉语的本人，则选择了汉族作为自己的民族成分，至于他们的历史，综合一些家谱、方志和传说，大致可以确认他们与历史上契丹人的关系。 《元史》中关于忙古带及其父祖事迹的履历，包括转战川黔云南一带和封官进爵的记载，与本人对于自己的祖先的传说颇多相符之处。不过《元史》没有把忙古带的曾祖父耶律秃花当作耶律阿保机的皇族嫡裔加以介绍，只说“契丹人，世居桓州”。根据这些情况似乎可以确定，今日之本人虽然不一定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嫡系之孙，但他们作为契丹人的后代，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传说中的祖名与《元史》中的记载不合，可能是由于世代口传难免以讹传讹，另外也还有大名小名之间的差异。 二 本人的语言，因山区和坝区而不同。居住在坝区的本人长期与汉族交往，都使用汉语，居住在山区的本人则使用着一种接近布朗语、德昂语、佤语的叫做本话的孟—高棉型语言。无论汉语还是本话里，都夹杂着一些特殊的语言成分。也许这些特殊成分就反映着古老的契丹语底层。 先来看看本人所操汉语中的本族古老语词遗存： 据施甸长官司契丹遗族中的老人们说，传说当初择此地而居是因为此地的山水形势酷似祖州故地。长官司背靠营盘山，山两侧流出两河，一曰鄂母都儿河，一曰额木节儿河。这两个河名很可能是契丹人起的。达斡尔语中把“龙”读作mudur，正合“鄂母都儿”中“母都儿”这个音，“鄂”既可能对应于达斡尔语表宽阔的au，也可能对应于本话中表大的a，达斡尔语中把“生格子马”读作
，引申为“暴烈的”、“汹涌的”等义，正合“额木节儿”这个音。此河平日温驯柔和，一到雨季据说确实水势凶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