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弗莱与中国”这一主题之中蕴含着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传播”(diffusion)和“涵化”(acculturation)，因而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观照。按照美国人类学者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的区分：“传播是对已经完成的文化变迁的研究，而涵化则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变迁的研究。”①换言之，文化涵化可理解为外来文化要素在本土的传播过程，而这一传播过程中实际发生着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在西方各种理论流派的冲击和影响下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弗莱的原型批评和精神分析理论、接受美学等外来学说一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已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之中扎下了根，并且日益扩大其影响力，滋生出越来越广泛的花果。文化涵化过程中常见的“取代”、“增添”、“排拒”、“综摄”等现象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原型批评同中国原有的批评模式如何在相互适应和调整之中求得新的变化生机，已成为译介引进的热潮之后学界所瞩目的课题。 据人类学家的看法，文化涵化中最有效也最具生命力的不是单向的移植和取代，而是双向交融的“综摄”。以此来评估“弗莱与中国”这一主题，似应从双重意义上获得理解：弗莱的原型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构想所应有的启示和帮助又是什么。关于前一方面，学者们已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出现了不少应用原型批评方法于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实例；可是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几乎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甚至还没有作为学术课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过去也曾致力于弗莱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在本文中拟对后一方面被普遍忽略的问题做一点探讨，以期使西方的批评理论同中国文化土壤达成更加有机的“综摄”(Syncretism)性融合。 二、原型批评的中国视角 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弗莱强调了原型批评特有的视界对于系统理解文学现象的重要意义，并且相当成功地为如何从上古宗教与神话中探寻和把握文学原型的问题做出了示范性的说明。按照弗莱的看法，对于西方文学传统而言，有两大本文体系构成了原型的渊薮，那就是古希腊的神话和希伯来人的《圣经》。相对于中国文学传统而言，是否能够按照同样的方式从神话与宗教中梳理出原型意象的完整体系呢？我对此持有保留态度，理由在于，在中国的汉语文化史上，既不存在像希腊罗马神话那样丰富而完整的神话体系，也没有产生类似于犹太—基督教那样的人为宗教及其圣典。我们只有少量残缺、零碎的神话本文片断和叙事规模尚未成熟的史诗雏型，其原型意义显然不能同西方神话与史诗相提并论；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像犹太—基督教那样占据着意识形态中心地位的是“儒教”——个别学者认为它构成了中国式的人为宗教，多数人则认为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思想体系（儒家）。儒家不仅没有为汉族保留传承远古的神话，反而以激进的理性姿态拒斥神话以及一切超自然的幻想，这种态度在孔子关于“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训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就在儒家理性的压制和消解之下，以神话史诗为源的叙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先天发育不良，直到封建时代的后期才以小说和戏剧的形式获得相对的发展。有鉴于此，在中国文化中探求文学原型的尝试似应与西方批评家弗莱所倡导的途径略有不同。笔者在此着重探讨的是汉字对于原型研究的重要价值。 三、原型、汉字与“象”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的相对不发达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神话思维传统受到阻碍和挑战。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并没有向形而上的抽象思辨方向获得长足发展，反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着神话思维即象征思维的特征。《周易》所言“观物取象”和“因象见意”，儒家诗教所倡导的“引譬连类”，都表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具象符号为媒介的特点。为什么神话本文的匮乏和神话思维的盛行在中国文化中并行不悖呢？其主要因素似乎在于汉语文字。 中国神话的零散和无系统是以世界上保留神话思维表象最丰富的符号系统——汉字的象征性为补偿的。汉字的早期形态本身就是研究神话思维象征系统的极宝贵的直观性材料，它会为象征人类学做出重大贡献，可惜这笔罕见的文化遗产尚未得到人类学家的足够重视。今以原型批评的眼光来看，古汉字对于原型研究确实大有助益。 从荣格和弗莱等人对“原型”的释义来看，它实质上是一种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媒介的形象。正因为是形象，才与哲学思维的符号形式——概念范畴区别开来。荣格说原型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形式，它近似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和毛斯所说的“想象的范畴”②。这些说法都暗示出原型的具“象”特征。弗莱不像荣格偏重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解说原型，而是侧重从文学艺术角度去解说，他把原型界定为文学中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③；在另外一场合又说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④。不论把原型理解为“意象”还是“联想群”，它在有“象”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汉字之所以和原型有内在关联，因为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也正是以“象”的保留为其符号特性的。成中英先生指出汉字的构成规则“六书”均与“象”有关： 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⑤ 既然汉字本身保留了造字之初的许多集体表象、象征意象和模拟性形象，这对于发现和归纳原型的尝试显然大有裨益。举例来看，汉语中意指“象”这个概念的字，其本身至今仍保留着概念化抽象意义所由产生的那个具体的表象。如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所述，象形字的来源便是图画字，先民造字者描摹一种物形的时候，由于观察和表现上的偏差，显得不很逼真。经过长久训练后才能把物体画得逼真。当一头巨象的图画完成后，看画的人不约而同地喊出“象”，于是“象”这个字在中国语言里就成了“形象”、“想象”、“象效”、“象似”等语的语根。⑥在这里，中国人关于“象”的概念之原型可以从这个字的古写法中直观地加以认识——甲骨文中的“象”字乃是当时中原地区常见的大象之写生符号。弗莱在《批评的解剖》结论部分赋予批评家的职能——重构或再造(reforge)被历史遗忘的一些原始联系，如在创造与知识、艺术与科学、神话与概念之间的联系⑦，我们可以利用汉字的活化石作用去更有效的完成。汉族先民如何通过直观理性从大象这一庞大动物的表象中抽绎引申出与形象相关的各种概念，都将在语源材料的参证下得到明确揭示，而此种“再造”功能，是无法从西方的表音文字中直接完成的。⑧如汉语中“象征”和“想象”一类概念皆由“象”这一原型表象中抽象而来：
